 2008年5月21日 星期三(Wednes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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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笛拉响的时候，穿透云层的阳光幻化成无数观音手，一边举起亡灵，一边抚慰生灵。黄钟起自珠穆朗玛之巅，成大吕之风漫过东海，成群流星跌落大地……默哀中，我握着泣不成声的女生的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我没有说话，万语千言迷失了抵达口舌的路，真的，我想他们是迷路了，他们被这巨大的悲伤的气场磁化，又被那遥远得几乎漠然的民族意识唤起，从四肢体骸上爆发，千疮百孔，一泻汪洋，汇成一百八十秒神圣的喧嚣，气贯长虹。
这样的仪式，中华民族是陌生的。我们是一个习惯在希望的道路上谨慎眺望的群体。是的，我们汉民族几乎所有的仪式都是在希望的指向上眺望——这是“吉”这个词的本意。汉族本是一个仪式丰富的民族，这首先体现在国家礼乐上；除此而外，佛道场所进香祈福、婚丧嫁娶和四时节令的风俗又构成民间仪式的主体。他们展现了一种伦理秩序的光芒，她着眼现世，面向希望。她把那种酒神式的、悲剧化的庄严与疯狂留给了大写意的江湖。这和西方以宗教为核心的仪式迥然不同。
我目前无法考证古希腊悲剧仪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期宗教仪式，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人性与神性的对立）。但是在情感指向上，他们却不约而同与我们东方的“吉”的观念相反。它们都是一种依靠“恐惧”或“不幸”建立起来的唤起生命重生的系统。不管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其风格都是醉与狂，他们面向救赎，着眼来生。他们把严谨的秩序排挤给冷峻的逻辑科学，宗教迷狂与科学的理性分离，而生命的和谐似乎建立在这种匪夷所思的“精神分裂”上。
但这一次，公元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九日下午，一百八十秒悼念，我依稀感受到悲剧仪式的力量。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这个时间同时肃立，我担心这个星球由于从未体验过这种静止而再次震撼。事实上，世界的确震撼了。就像我在听闻以色列人面对所罗门宫墙哭泣的震撼一样，世界被震撼了——因为这种仪式，上帝和佛祖都听得懂。
是的，在耶路撒冷，有一道哭墙。
公元前10世纪的时候，古以色列国王所罗门为耶和华建造了第一圣殿，这里成为犹太教的核心。大概四百多年以后，以色列王国为巴比伦人所灭，第一圣殿付之一炬。犹太人沦为“巴比伦之囚”。犹太人后来重返家园，在旧址上又建起了第二圣殿。公元前后，罗马帝国镇压犹太教，屠杀流放了大批犹太人，第二圣殿又被夷为平地，只留一段保护墙。直到东罗马帝国时代，犹太人每年才有一次机会重返圣地，信徒面壁而泣，“哭墙”由此得名。再后来的历史，我们就熟悉了。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成为有族无国的代表，他们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甚至叫我怀疑“国家”在群体凝聚过程中的力量。因为“哭墙”作为一个悲剧仪式，其支撑点是宗教。
我们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观念建立在一套以礼乐为表征的伦理系统上。作为中华大地一介子民，我时常思考并忧虑：礼乐崩溃后，洋流冲袭中的中华故国靠什么重建青春中华统一体的精神内质。困顿之时，遂有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之感。这几年为秦川祭祖兴奋过，为鲁地祭孔兴奋过，为京剧走入课堂兴奋过，为昆曲复兴兴奋过。而“兴奋”不足以成为力量。
直到央视主播罗京第一次宣布：国家把每年的五月十九日十四时二十八分到三十一分这一百八十秒规定为国丧仪式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才第一次夺眶而出。面对倾颓的校舍我没哭，面对感人的救助我没有哭，面对总理的老泪纵横我没有哭，面对子弟兵临危受命我没有哭。我不哭苦难，不哭贫穷，原谅我的无情，真的，面对我泪流满面的兄弟，我曾在心里这样这样道歉。我知道，那个更有价值，更叫我震撼东西还没有到来。而它必定到来。它必定在某一个契机爆发，而我皓首穷经心系华夏苍生的师友们何曾想到：苍天竟以这样的筹码交換我十几亿华族兄弟天下一家的归途！我的兄弟，不管你活着还是死去，此刻我们又一次并肩，趴在了我们祖先早已筑起的哭墙上！一百八十秒哭墙，并非时间的厚度，亦非空间的长度。颔首，静穆，它指向华夏大地！
古人言：春色三分，二分流水，一分尘土。悲情的动员是容易的，而深沉的价值绵延却任重道远。做四言古风一首，以警风雨同舟的兄弟，并告慰死难同族亡灵：
尘封九鼎，归来不易。
吾辈师友，同珍同惜。
百秒哭墙，万众云集。
手足相连，不离不弃。
惜哉逝者，悲风猎猎。
阳关西去，杨柳依依。
昔有水火，地陷东南。
铁蹄踏歌，胡狄西夷。
阴晴圆缺，智者奇法；
怀沙沉江，屈子正葩。
故国多艰，缅怀兄弟。
挑灯把酒，以酹川晓。
长夜漫漫，东方闻鸡。
今吾同侪，和衷共济。
苍天不死，孰道忧罹？
山河峥嵘，岁月往替。
沧海横流，大江东去！
--原文引至天涯部落
# posted by 衔杯 @ 2008-05-21 16:16 评论(0) |
| 2007年12月23日 星期日(Sun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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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叫附庸风雅？
——附庸风雅就是：怀抱着对风花雪月和寻花问柳的美好情怀，怀抱着对贵族生活的全部仪式感的微妙嫉妒，在模仿的过程中小心翼翼掩饰自卑，从而获得快感和自尊的奢侈品消费。风雅本意是诗，附庸风雅就是写诗。每当我这么跟写诗的朋友解释这个词，他们都要揍我。我问我自己，我难道不是在一种怜惜的情感中说这番话的么？我难道不是在对理想主义的饱含深情的喟叹中，说这番话的么？
你是否毫不怀疑地相信：附庸风雅是“风雅”的赝品，其结果是品格的降低或变质？但我要告诉你，这个判断是所有判断力迟钝者的呓语，是思想的赝品。因为它不懂得“风雅”只支持玩味，不支持评判。评判风雅，是风雅的旁观者；附庸风雅，起码是风雅的当局者。火箭只有上天才叫火箭，不管它有多破；倘使它不上天，再好，也是一堆铁。
那天，我对园丁说，把你手中的水管对着我浇！园丁问为什么，我说，我在杭州买了油纸伞，一个月了，还没下雨，你浇我，我撑伞，给我点雨巷的感觉吧！
2、一场游戏一场梦
水南为阴。于是江南呈现为整体性的阴性，杏花春雨江南，与古道西风塞北的纯阳之气并列。人们已经习惯这一成见。人们习惯通过形体、骨骼、眉眼、嗓门等一系列感官差异，为某一地域，某一群体的生理属性进行文化界定。因为文化有能力通过智力和逻辑的蒸汽，塑造一片“万物皆有规律”的蜃景，这蜃景足以叫沙漠中木讷的旅人惊叹，憧憬。于是，每一份文化研究成果都成为弥足珍贵的彩虹，它通过自身有序的色彩组合，搭建起大众与太阳沟通的宇宙之桥，但我的朋友，你须明白，彩虹，只是阳光与大气的游戏。
本文并非讲述历史，我在入局与出局自我斗争中，痛苦而又痛快地模仿那些哲学、史学的“游戏高手前辈”，不同的是，我要告诉你，我在本文中所说的，只是一场游戏，一场表演，一次附庸风雅的旅行，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但它们看起来又似乎是有道理的。如果你蔑视这一切，那么可以结束本文的阅读。但我要说一个真理：人类文明本身就是这样一场游戏（有人把它说成“诗意”），不同民族竞争的恰恰就是谁的游戏更加精彩。
江南，梦一样精彩的游戏。
>>引用社区地址
# posted by 衔杯 @ 2007-12-23 22:09 评论(0) |
| 2007年12月6日 星期四(Thurs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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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叫附庸风雅？
——附庸风雅就是：怀抱着对风花雪月和寻花问柳的美好情怀，怀抱着对贵族生活的全部仪式感的微妙嫉妒，在模仿的过程中小心翼翼掩饰自卑，从而获得快感和自尊的奢侈品消费。风雅本意是诗，附庸风雅就是写诗。每当我这么跟写诗的朋友解释这个词，他们都要揍我。我问我自己，我难道不是在一种怜惜的情感中说这番话的么？我难道不是在对理想主义的饱含深情的喟叹中，说这番话的么？
你是否毫不怀疑地相信：附庸风雅是“风雅”的赝品，其结果是品格的降低或变质？但我要告诉你，这个判断是所有判断力迟钝者的呓语，是思想的赝品。因为它不懂得“风雅”只支持玩味，不支持评判。评判风雅，是风雅的旁观者；附庸风雅，起码是风雅的当局者。火箭只有上天才叫火箭，不管它有多破；倘使它不上天，再好，也是一堆铁。
那天，我对园丁说，把你手中的水管对着我浇！园丁问为什么，我说，我在杭州买了油纸伞，一个月了，还没下雨，你浇我，我撑伞，给我点雨巷的感觉吧！
2、一场游戏一场梦
水南为阴。于是江南呈现为整体性的阴性，杏花春雨江南，与古道西风塞北的纯阳之气并列。人们已经习惯这一成见。人们习惯通过形体、骨骼、眉眼、嗓门等一系列感官差异，为某一地域，某一群体的生理属性进行文化界定。因为文化有能力通过智力和逻辑的蒸汽，塑造一片“万物皆有规律”的蜃景，这蜃景足以叫沙漠中木讷的旅人惊叹，憧憬。于是，每一份文化研究成果都成为弥足珍贵的彩虹，它通过自身有序的色彩组合，搭建起大众与太阳沟通的宇宙之桥，但我的朋友，你须明白，彩虹，只是阳光与大气的游戏。
本文并非讲述历史，我在入局与出局自我斗争中，痛苦而又痛快地模仿那些哲学、史学的“游戏高手前辈”，不同的是，我要告诉你，我在本文中所说的，只是一场游戏，一场表演，一次附庸风雅的旅行，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但它们看起来又似乎是有道理的。如果你蔑视这一切，那么可以结束本文的阅读。但我要说一个真理：人类文明本身就是这样一场游戏（有人把它说成“诗意”），不同民族竞争的恰恰就是谁的游戏更加精彩。
江南，梦一样精彩的游戏。
３、水与土
整个江南就是一捧水，无言到面前，与君分杯水。这是给《梁祝》新填的唱词，境界颇高。蜿蜒、沉静、荡漾、澎湃，水相对于土更充满戏剧的魔力，它展现一种循环的哲学，他被那些机灵的头脑利用，成为刺激它们生活语法的药引，又反哺于口舌，让他舌粲莲花——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但我们首先要明白，水，并不凸显保守和安静的本质，它更不应该成为我们成见中江南的柔腻、委婉象征。相反，水孕育的文化，相对土地孕育的文化更具斗争性。如同地中海潮涨潮落的号角，永远不会吹开中华大地普世主义的太阳。
战争的本质是人类动物本能中“领地”意识的文化延展。在这个延展的过程中，不是水与火的较量，而是水与土的较量。古代夏人与越人的斗争就是黄土与江河湖沼的对抗。越人断发文身，契臂为盟，青铜舟楫，争霸春秋。不断的冲突碰撞，江南为华夏汉文化同化——在追寻夏禹为始祖的无上荣光中，在黄土文化谱系中，江南设定了自己于华夏文明中的合法位置。
于是，江南，在历史的早期就消减了其尚武好斗的蛮夷印象，更没有地中海那种英雄气质。它依循黄土阡陌的生存格局，用地精和水母杂交出绝无仅有的历史时尚和绝代风华。
４、盆景与文明
我在苏州拙政园照的最后一组照片，是在那个盆景园。当时是中午，阳光明媚，大大小小的盆景，工致文雅的植物气息，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我当时想到了龚自珍的《病梅馆记》，龚氏以人工雕梅为病，以讽当时人才塑造之大弊。这篇文章，立意不可说不新，也不可说不是好文章。林黛玉也说：做诗关键在立意，新意有了，格律不工也是好诗。但病梅一文并非上品，只因作为政治家的龚氏比作为艺术家的龚氏要强势得多。在中国，社会效用的表达往往建立在美学深度的妥协上。
相对龚自珍的病梅，盆景岂不更是病树？裁剪，弯压，捆绑，雕刻，扭曲植物自然生长属性，将人的精神和审美癖好强加于植物。然而，这听起来似乎大逆不道的强奸行为恰恰是艺术的本质、文明的本质。不管这种文明建立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人定胜天的基础上。
何谓文明？文明就是一套规则。就是一套表面上与食物竞争、性竞争、安全竞争毫无关联的规则。它是一个美丽的金丝笼，用礼仪的火光吸引你向它飞去，然后以被束缚的代价换来“宇宙灵长”的证明。文明就是城市户口，是身份证。
盆景在扭曲、雕琢基础上，在牺牲这株植物的自然快乐的基础上，呈现了大自然峰回谷转的精神，呈现了乾坤逶迤腾挪的总逻辑，这就叫病树前头万木春；文明也一样，文明自然是好的，否则我们为何不跑到原始森林里与走兽为伴？礼法、制度、规则阻碍了我们天性中为所欲为的浪漫主义品性，却呈现了大千世界的秩序荣光。
苏州，是中国的盆景。
５、古典江南两种调性之一：贵族门槛
贵族，是五代以前人们普遍竞争的精神奢侈品，这株迷人的罂粟调动起人类对于繁缛礼节和仪式的热爱，在形式感高扬的霞光中，在压抑与放任同在的激流中，呈现出人类空前绝后的栖居诗意。魏晋南北朝，豪族南迁，这种仪式风流与江南的春光碧水找到了最佳的契合点，于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它不应是今人眼中高冠华服苍白羸弱的精神病人，而是国人对宇宙本源的超越性思考最集中、最富风情的表达。我的朋友，请动员一下你的想象，举头望向他们优雅的双瞳发现的浩瀚苍穹，我们将不难明白，这里的自然远不止自然界这么单纯，远不止今日的发展与生态这么功利。
只有当一个人在完全没有生存危机的条件下，在精神上自然产生高于他类的优越感的条件下，在诗礼仪式和青山绿水的熏染成为习惯的条件下，并在上述三个条件成为时尚的时候，人的头脑才会最大限度远离其动物属性，向乾坤宇宙、向诗意靠近。
这是宋以前古典中国的最迷人的气质，从汉末到东晋，江南完成了正统中国的身份演变，加入到华夏历史的主流，并成为主宰这个伟大帝国的一种诗意调性。
６、古典江南两种调性之二：才子故乡
如果在现代，唐伯虎该是个游走于摇滚酒吧，在墙壁和女人胸罩上涂鸦的愤青；柳永的绯闻应该胜过谢霆锋，汤显祖肯定得奥斯卡，朱熹绝对是奥运会开幕式首席顾问。十世纪以后的江南，难以数计的寒门学子在科举春潮的激荡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们头脑中对江南二字最直接的知觉实际上是中古之后的江南印象。或是一把二胡，一架小舟，鸡声茅店月，人寂板桥霜；或是苏堤弄月，灯影秦淮，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中国人对科举的执著从十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只因科举剔除了大众头顶那个带有种姓意义的贵族之“疮”，在逻辑上塑造了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动画卷。于是，知识群体由飘逸的、超越的哲人逸士演变为务实的、经世的学者才子。
７、从风流成性到诗礼之邦：审美习惯的嬗递
如同我上文所述，当才子最终打败贵族成为江南主体印象的时候，我们这些寒门庶子为何不拍手称快？当虚无缥缈的玄学、绮靡奢华的骗文被经世济民的道德文章和生机勃勃的民间小调所取代，我们劳苦大众为何不拍手称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一个温柔富庶的江南暖床岂不更应该是有德者居之，有才者居之？
可我们不约而同作如此评判的原因——如你细细想来——决不是什么历史进步之类的堂皇招牌，只因——我们是大多数！历史价值评判的最终原因是什么？不是权力，不是武力，甚至不是文化，而是从评判中获利的群体的人数。当多数人在取得特权阶层的地位之后，嫉妒、炫耀、愚昧的本性便不再固守和支持这个他们得以出人投地广大群体基础，转而向重新洗牌之后的历史现场攫取特权地位。嫉妒，就是因自卑而产生的仇恨。他们仰慕他们的敌人，并在表面上模仿他们敌人的生活，但魏晋南北朝那些大雅飘逸的文化格调不会在北宋以后的文化爆发户身上产生，在杂交的作用下，他反而诞生出一种全新的务实的文人才子生活模式。这并非历史的荣耀，但也不是历史的耻辱。只是我们谁都无法否认我们潜意识中这样一个事实：韩国电视剧《宫》用虚构的皇室故事，满足了整个亚洲数以亿计的灰姑娘的最美满最丰沛的理想，刘禹锡笔下乌衣巷北惆怅的夕阳和无知的燕子也寂静地表达着一个具有文化自尊的人格对他的失败的对手的空旷绵远的伤情。
８、苏州园林：美学降落人间
师法自然，天人合一，这样的说法似乎是对中国艺术无需论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总评。但只要我们懒惰的思维稍微向前一步，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评判内部蕴含着更深层次的道理，以至于这个道理具有试图推翻这个论断的架势。
我在讲述这一章节的时候简单查阅了一下苏州园林的历史，不出所料，苏州园林源远流长的时间脉络也体现着“贵族-文人”转化这一主体构成嬗递的过程。唐以前，私家园林多是大型府第的原生态审美情趣，尽把好峰藏院里，不教幽景落人间。晚唐以降，文人造园渐成风气。这种园林一改以往府宅园林的那种奢华壮观的风貌，将隐逸山居的纯朴、雅致引入城市居宅。这到宋时，开始变得十分普遍。到晚明，江南的有闲阶层开始对园林的规划建设著有很多专论。
专论，意味着一种文化形态由天性中的自发变成理性的自觉，它的标志，就是章法和格律。我在苏州园林只逗留了一下午，后来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里恍然明白了苏州园林更深层次的道理。以下是我在《锦瑟》一文中对这一问题的阐述，当美学降落人间，“天人合一”也许便不再是现实时空里那片绚烂的彩霞，而是画家头脑中主观构思的水墨画卷：
这种逻辑，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格律和章法。要知道，人类所有艺术品莫不是师法自然的，而自然是何物？小到一花一木，大到星斗纵横。自然和宇宙并非艺术品，它在本质上与人构不成同一层面的对立关系，因为宇宙的时空是无限的，人只是宇宙的阶段和部分。而艺术品必然存在于一个有限的时空中与人发生矛盾。于是，人关于宇宙，一直进行着两种行为，一种是解读行为（或者叫注释），这就是哲学（包括科学）；一种是创造行为（或者叫斗争），这就是艺术（包括文学）。解读的目的是从宇宙法则和大自然的无序的表像上解析出秩序；创造的目的就是用不同的假定了的秩序，编造一个在有限时空中能够被人掌握的宇宙幻影——艺术品。这个幻影——艺术品——在与人类的对立中被认识，于是它反而成了人们研究和感受的对象，这是美学存在的前提和全部目的。
当然，由于假定的秩序是不同的，因此东西方的艺术有很大的差异；同是中国，南方与北方的艺术风格也是迥异的。但有一点是相似的，这就是古典艺术。无论东西方，古典艺术大都以繁冗和铺张见长，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哥特建筑中那些华丽琐碎的尖顶和线条中看出，也可以从中国建筑的勾心斗角雕梁画栋中看出。这是18世纪以前，人类几千年探索大自然而逐渐积累和丰富了的假定的秩序使然，这个假定秩序的最高形态就是章法和程序。因此，京剧中演员的每一步都不可以走错，古典芭蕾中每一个手位也不可以有丝毫偏差。于是，古典艺术看起来似乎悖于“自然”，与自然发生冲撞了。在这个“扭曲自然”的假像上，蓬勃的二十世纪现代艺术轰轰烈烈展开。有一次，我跟一位搞摇滚乐的朋友争论，他说：摇滚精神就是叛逆精神。我问：叛逆什么？他默然。其实，20世纪的艺术巨匠无论毕加索还是斯特拉文斯基，无论猫王还是邓肯，他们背叛的核心就是前人发挥到极限的“章法”和“程序”，他们用全新的眼睛和理性的头脑重新假定宇宙秩序，一旦这个秩序被重新确立，它就又形成新的“章法”，或者说“打破章法”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章法。
苏州，是中国贵族才子概括和假定的宇宙秩序。山川之形、星辰之理、草木之状、虫鱼之态总揽于一体，更加上伦常之法、礼乐之格、道德之性纳于胸中，是笔端乍有风雷起，走马游龙风萧萧的大气象。苏州园林，是中国人宇宙观、天人观的一道方程式，而贝氏建筑恰恰又是苏州园林的一道方程式。赏玩其中的人们，应该把自己代入自变量“X”之中，去获得你自己的“Y”值，切不可自行设定“Y”的答案，并以这个答案去限定“X”。怀抱这样的认知，人们就不再有大是大非的道德争论和“工巧”与“天然”的美学对抗，这样看苏州，方是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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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衔杯 @ 2007-12-06 18:31 评论(0) |
| 2007年8月22日 星期三(Wednes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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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文为词条体说明性散文，以众多写作者的文章摘句和修辞分析为依托，阐述和解说汉语修辞在散文写作中的应用。由于是词条体，即以句子为主，因此，这里所谈仅限于语言修辞的技术范畴，与该句所出之原文主题及风格无关。
1、 渐渐人长大了，发现身上有些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从血液里剔掉，便是性格，其性其格，其命其运。《客居洹上》
——本句核心修辞是拆字。拆字，是汉语方块字的独有的形式上的修辞，“性格”、“命运”都是双音节联合式合成词，将词素拆开造句，是拉丁语系的文字望尘莫及的（因为那些词拆开后就是“词根”，而没有具体意义了），因此，拆字，带有“互文”的性质，都是汉语独有的。“其性其格，其命其运”，扶风这个拆得很有水准，两个短语为并列式，每个小分句内部，实际上又构成了一种“主谓”关系。这是有难度的。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在讲春秋知识界的局面的时候，也用了这个手段，我一直铭记在心：“以辞令导讲奢侈，以纵横捭阖是非”，注意，这里的纵横捭阖，被拆成了两个词。
2、 在他的一生中，洹上是他政治秀场上唯一一枚寄情山水的温和唇印，虽然是暧昧的。《客居洹上》
——暗喻。暗喻是以喻词“是”引导的比喻句。这是最常见的修辞格，但把“洹上”（地名）喻成“温和唇印”的，是少见的。这个比喻句，几乎概括了袁世凯的一生，假如了解一下袁，就能体会这个小句子的力度。我要说的还有一点，就是，暗喻结束以后，作者又对喻体进行一下描摹，使这个比喻具有了拟人的色彩，同时，在比喻的大家族里，有一种叫连喻，就是一大群喻体同时在不同侧面修饰本体，这个笔者常用，但是，对于一个单一喻体的补充和发挥，也可以算作连喻。扶风这个句子，是完美的。
3、 回到民间的袁公，作客洹上的慰亭，暂别权位的野老，正好是知天命的时节，刚日读读经，柔日读读史，或者渔舟上唱晚，垂杆下钓悟，真的闲云野鹤，又哪里差得过真龙天子呢。《客居洹上》
——该句使用排比、互文、对偶、拆字。我看中文，最在意汉语形式上的修辞手段，因为这最能显示一个人的汉语造诣。这个复句同时杂糅三种这类修辞，让我惊讶。“回到民间的袁公，作客洹上的慰亭，暂别权位的野老”这个小排比，实际上是从三个角度说同一件事情，由外向内，逐层递进。同时，它又形成了一种大“互文”。“互文”是古汉语的一种修辞手法，它的特点是不同的修饰语可以任意互换修饰不同的中心语，比如“奇花异葩”，修饰语“奇”和“异”可以互换位置，修饰中心语“花”和“葩”。没错，他们是近义词。这就是汉语艺术的魅力，它靠这种语言技术，创造音韵的美感，从而使汉语的音乐感发挥到极致。本句“刚日读读经，柔日读读史”也是互文辞格的典型代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扶风语言充满深厚中文底蕴，耐读耐嚼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后面紧跟着的“渔舟上唱晚，垂杆下钓悟”又使用了大难度的对偶修辞，它源自中国的对联艺术。当然，这是宽对，不是工对。因为他们的调值关系是：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也就是，平仄并不对仗，但这不影响效果。其中，“渔舟上唱晚”又是个拆字，拆的是古筝曲名-渔舟唱晚。
4、 我们再看这后院里的宋人们，剪花裁草，修饰繁荣，诗余而词，婉约醇雅，再没有比这里更为适宜人居的去处了，只惟豪放一脉，才稍弹射魅力大宋一瞬胆气的冲天烟花。《朝天阙》
——本句应用的最集中的辞格是视现。就是以具体的视觉上的“再现”来表达抽象的概括。“剪花裁草，修饰繁荣，诗余而词，婉约醇雅”这几句具体生动的铺排，表达了宋代市民文化和文人文化的特点，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宋不同于汉唐的主体形象。炼词也比较精道；后一句是借喻。借喻，是没有比喻词的一种喻，直接把烟花喻成宋的豪放一脉，是比较贴切的；
5、 岳武穆不知在座上可否思想：天哪，如何待到成追忆，如何当时是惘然，可是东南妖媚，雌了男儿，可是清明上河，天意白山黑水。《朝天阙》
——本句应用间引、对偶、词性转换。“如何待到成追忆，如何当时是惘然”是间接引用李商隐那句；后面两句是大宽对；请注意“雌了男儿”是一个名词的使动用法，是“东南妖媚，使男儿变雌”，这句，说实话，被我玩味不止，一篇文章，有这样的句子，就是不看全文都足以受用了！
6、 一场阴谋蛛网一样越收越紧，他还是一腔热血暖的滚烫，而此时吴山低首，西子呜咽，断鸿声里斜阳暮。悲乎哉鹏举，要你泣血的非是旁人，乃是朗朗天日，风波亭，就是你的朝天阙啊。《朝天阙》
——间引、呼告。我读“吴山低首，西子呜咽，断鸿声里斜阳暮”这句的时候笑了，边笑边点头，他的音韵构成具有婉约词的效果，其中最后一句该是秦观的“杜鹃声里斜阳暮”作者是写到这里搞错了。后面部分又是扶风最常用的修辞格：呼告。这种辞格就是把描写对象从第三人称转换到第二人称的逻辑位置，然后，对他讲话，扶风写袁世凯、岳飞、玉敏兄弟都如此，写他儿子那篇，更是通篇呼告。各位注意，这句结尾处的叹词“啊”，扶风把这个叹词用得很好，它形成一种往下拉的调性，使陈述句带有一种微妙的感叹，这一点后面还要再说。
7、 它一直呼唤我们向下挖掘，这是官方考古者与民间考古者的共同责任，试图努力觅到正史册页间掩去的清晰和野史恍惚里点透的本真。我站在王们的中间，我笑他们的天堂仍是一幅人间的模样，他们就这样欺骗了他们自己，并让我们得以满足偷窥的渴望以填充苍白的历史想像。《殷墟问鼎》
——说实话，这个句群有点像衔杯的句子，不知是不是我的影响。哈哈哈。本句的辞格实际上，除了比喻种类，其他的不多。但这里的修辞妙处在于：扩充单句的结构，和修饰语与中心语的互换，靠繁复营造一种排山倒海式的壮观气象。
“试图努力觅到正史册页间掩去的清晰和野史恍惚里点透的本真”：这个复杂单句强化了宾语部分，“试图[努力]觅到”是谓语部分，“觅到”后面是一个眼花缭乱的宾语。这个宾语部分是由两个偏正式结构组成的并列式词组，他们的修饰语部分都非常复杂；同时，这个宾语部分又是对仗的，这个句子有难度；
“并让我们得以满足偷窥的渴望以填充苍白的历史想像”：这是一个复杂的兼语句。其中是以动词“让”引导兼词“我们”，后面全部都是兼词“我们”的宾语部分。而正常的宾语部分应该到“渴望”为止，他后面又加了“以填补……”这个介词结构作补语。整个句子读起来欧化的气氛十足，同时在句子内部，又充满汉语严谨的音律，读来真是一种享受。当时看到这句，我便点头，扶风的偶而出现的长句与他的短句组合搭配的是非常美妙的，当在衔杯之上，吾不及也，呵呵。
8、 他们做的是多种粗活，那些我们现在看来是精细到美仑美奂的粗活，他们干的粗活离王最近，他们自己距王很远。《殷墟问鼎》
——借代、对比。“粗活”是作者对奴隶铸鼎的一种概括，这个概括举重若轻，非常了不得。最后两句是一种对比，通过近和远，描绘出奴隶的位置；
9、 殷商因为有了文字显示出强大的文明实力和智慧能力，在《帝喾》中又是劝又是拉又是威吓，让不掌握文字的奴隶们随着他们的占卜跃入镕炉，铸造出一个九州方圆来。《殷墟问鼎》
——拟人、视现、词性活用。这又是一个叫我拍案的句子。该句主旨讲述文化话语权的效力。作者写的很风趣，“又是拉又是威吓”明显的是个拟人句。他的本体是“文化话语权”这个本体隐藏了。让奴隶跃入熔炉，是具象代抽象的视现。最后的“铸造出一个九州方圆来”就是精妙的词性活用了。九州方圆，是一个主谓短语，一般把它当成单句来用，这里是主谓短语作“铸造”的宾语，同时，用“一个”这样普通的数量词来作定语，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10、于是我面对殷墟上这尊凝刻了王朝代言的活诏，我仿佛突然间才明白，青铜是青铜，鼎是鼎啊。《殷墟问鼎》
——这句的辞格就是普通的借喻（活诏），叫我感动的是最后两句，这两句，我一有空闲，就拿出来反复玩味，真是妙不可言。这句使全文的文眼，但是在那么繁杂富丽的篇幅里，这句最粗朴，它的妙处，还在于结尾的叹词“啊”，又是一个往下拉的节奏，余音绕梁。
11、欧阳修没有到过相州，没有到过相州的欧阳修，写了相州昼锦堂记。《昼锦堂记》
——还有什么比这个句子更枯寒的么？少有的以朴实出彩的大修辞。其实，这里，扶风巧妙运用了“顶针”这个辞格。“没有到过相州”这个动宾短语，成为顶针的主体。这样，第一句与第二句就有一种非常紧凑的感觉，第三句与前两分句是一个转折关系，很有效果。这个小句群，很是美妙，值得玩味。印象中林语堂很爱使用这种句式来制造幽默。
12、当外村，特别是过节的时侯，传来猪的阳刚的歇斯底里的嚎叫时，它会突然呆呆地停下来，哼哼叽叽地不知嘟哝些什么，《杀猪》
——拟人。这个拟人是非常成功的，以至于“阳刚的歇斯底里的嚎叫”已经成了猪叫的唯一的表达。前面嚎叫，后面嘟哝，反差强烈，这样的句子，有谁读了不点头大笑呢？
13、再后来，我上学用的课本上的一节介绍猪，说猪的全身都是宝，只是没说它的膀胱有什么用。所以后来我见到了它的膀胱，让孩子们吹饱了，滚动在村子的土街上。《杀猪》
——这是《杀猪》一文的结尾。叙述是作文的基本功，我们从小学就开始练，叙述也是最难的。这句讲不出什么天花乱坠的道理，但是，扶风用它结尾。这叫我想到几个类比。首先想到，有一类音乐事不结束在主音上的，它给听众造成一种未完的感觉；然后是周迅和张曼玉的表演，那就四个字：举重若轻；而后是《鹿鼎记》和《白鹿原》的结尾，都带有一种调侃，也都是这个效果。读了这个结尾，我是有点心酸，这头母猪真不容易，作者的目的达到了。
14、类于这些吃的地方，解放路上还有许多，比如往下的天冿狗不理，开封第一楼，北京全聚德，海鲜烧鹅仔，散在解放路上，让人明白，解放了的好处。《解放路》
——这个幽默的效果是怎么造成的？作者用了一种修辞格：粘连。就是两个部分间巧用同一种元素贯穿。比如：“太平洋保险保太平”。“散在解放路上，让人明白，解放了的好处”就是这个道理；
15、中国历来不缺乏政治上的争斗，琢磨事和琢磨人构成社会发展的两轮。《风雨一瓢饮》
——“琢磨事和琢磨人”是一种少有的夸张，同时，它也是借代。就是借这两种行为来代替“政治斗争”。这样的句子往往叫人颔首，并不是因为他的逻辑严密度，而是语言的概括力和幽默力。
今天就到这里，下一辑，我们将展开王开的满洲画卷，品味她开阔宏大的意境下，语法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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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衔杯 @ 2007-08-22 14:12 评论(0) |
| 2007年7月26日 星期四(Thurs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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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时分，一缸陈墨蓦然跌入落日光潮，将海天相接的金蟒齐腰斩断，藏青的游魂在渔船的辙痕里吞吐，只留一条绛珠血线齐着海平面扩散。灯光腻在风中，是踯躅在山屿间惆怅的脚步，我听到一滴眼泪蒸发的声音，蜃在蟒鳞的粘液里，将夜踏碎。而此时，阔大的珠江口仿佛一朵凋零在太平洋眉梢的玄色牡丹，拖着爬过残春的长尾，冷静地参加西元2007年初夏的丧礼。我念叨着徐志摩的诗句：月儿，我不希望你圆满！便一头闯进这满目苍茫之中。这是我今夏筹划很久的一场仪式：在我的生日夜晚，祭奠一个民族的亡魂。
伶仃洋是珠江入海口一片喇叭状的海域，卫星图像上，这块墨绿的胎记就像一种不祥的征兆。沐浴在诗礼光辉下的华夏先民不知这里就是三千年古典中华的祭坛，后继的近代国人也宁愿以一种时间维度上的历史沿革而把它忽略。然而，这实在是一个不该被我们忽略的地方，海雨天风中十万大宋官兵的鲜血浮起了蒙古帝国的太阳，每一捧流沙都混和着古典华夏文明的骨灰！
1279年早春，南宋残军在广东新会崖山海域与蒙古军队展开了持续20多天的海战。大势已去的时候，左丞相陆秀夫对九岁的少帝说：陛下是大宋正统后裔，当做出不辱血统的决定。少帝微笑着说：我明白了，先生没有背弃大宋，并一直侍奉我，我很感谢。而后，陆秀夫把自己和少帝捆绑在一起，蹈海身亡，许多后宫、大臣、官兵跟随其后。史载海上浮尸有十万之多……我一般很少在文章中重复历史本事，我习惯于把历史事件仅仅当成展开论说的逻辑前提，而这次，考虑良久，我不得不把这段几乎无从考证的君臣对话呈现在文章中，我甚至不忍对它进行展开，抑制不住的眼泪总如南海的浪涛在我耳畔轰鸣。
王朝的覆灭，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衰竭寿终；一种是惨遭横祸。前者如汉、唐，他们因军阀割据而走向分裂；后者如宋、明，他们因蛮族的武功而命丧黄泉。前者是一种小说式的展开，后者是一种戏剧式的集中。因机体衰竭而寿终正寝，往往因时间和空间的拉长而抵消了疼痛，代之以惋惜；惨遭横祸却是一个生命的灭顶之灾，它因短暂和集中而凸现了历史的阵痛，以至于叫人往往忽略它自身的顽疾。用莎士比亚的话说，这是：混乱已经完成了他的杰作！大逆不道的凶手打开了王上的圣殿，把它的生命偷了去（《麦克白》第二幕）；用孔尚任的话说，这是：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苦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桃花扇》第三十八出 沉江）
对个人来说，有长痛不如短痛的古话，致命是最高限度；但对一个文明来说，这种打击不仅致命，而且使时间逆转。历史上雅利安人对古印度的征服，灭亡了灿烂的古恒河文明；罗马对希腊的征服，几乎摧毁了全部希腊文明，奥斯曼突厥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也使历史倒退。而人类历史上蛮族征服的顶点就是蒙古帝国的全球性扫荡。史载蒙古征服中国的过程中，造成至少6000万人的死亡，相比日本南京大屠杀，这个数字是人类倒退回蛮荒状态的最有力凭证。
汤因比教授在蒙古帝国的征服中写到，设若此刻中国为汉帝国时代，或者是唐帝国时代，蒙古人未必能够征服几乎整个欧亚大陆，而长达半个世纪宋蒙战争，是蒙古势力崛起以来耗时最长、耗力最大的战争。但历史无情地证明：这是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本土的农耕文明第一次全面被游牧民族打败，中国变成蒙古帝国的一个属国。
这段七百多年前的君臣对话从此不再是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式的亡国之恨，凄风苦雨中孱弱的声音当是割破在一个民族咽喉的嘶哑咆哮，它割断了大宋蓬勃的商贸、科技、文学、艺术，也割断了三千年中华文明的血脉。一百年以后，朱元璋率领的农民军复国成功，中国近古历史拉开帷幕。但是，十四世纪以后的中华已经不再有古典时代开放的雍容气度，它走向了内敛。（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而就在同时，文艺复兴浪潮已驾着但丁的神车，从佛罗伦萨蔓延到整个欧洲，成为三百年世界近代史沧海桑田的前奏。我想，苏东坡、柳永、李清照、司马光、王安石、欧阳修、毕升、沈括、朱熹、程颢、辛弃疾……这些辉煌的名字就在1279年早春的那个大雨滂沱的黄昏回到九天，无奈注视着汉民族肌体上这个阿喀琉斯之踵。
伶仃洋一放七百年，那些璀璨的星光不念旧恶地照耀着征服者几番凶荒战斗和后继者数度梗泛萍漂。等她踯躅的脚步再次闯进我的视野，便不再是些剩水残山孤臣孽子，这个被香港、深圳、澳门、珠海环抱的财富之海呈现另一番青春气象。三春云物归胸次，万里风烟到眼中，遥想当年雨丝风片，就中滋味酸甜，一霎时飞鸿去远。
我们从深圳蛇口码头上船，伶仃洋像一个健壮少年，在HIP-HOP的节奏中向我跑来。游艇和海豚并肩穿梭、飞机与鸥鸟比赛高翔，亚热带灿烂的阳光滑落在海蓝的绸缎上，反衬着群岛翠鹅绒般的质感。城市天际线景美天佳，万吨集装箱码头语笑喧哗，古老的伶仃洋已不再伶仃。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悲壮诗篇早已淡出了我的脑海，似乎这遥远的悲怆从来就不曾发生，而仅仅是历史坐标系第三象限上的负值。
岛上并不繁华，弥漫着柴油机渔船的废气和海鲜的腥味。破旧的渔民房大体保持着围屋的格局，青石板街道狭窄而凹凸不平，年轻人大多去了香港和深圳，岛上见得多的是老年人和妇女，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南海小渔村。
这一天是农历四月十四，是我的生日。生日里在七百年前的墓地上行走，感慨万千。当我晚上从歌舞厅走出来的时候，傍晚积聚的云层越来越厚，跟着就淅沥起来。这海天啜泣的声音驱散了我身上少年人所有的气息，一瓶酒洒向大海，我感觉自己已白发苍苍。
龙死后，脊骨化成岛屿，精气化成湿云，细浪鼓板轻敲，即成风雷雨露。初夏的暮雨，该是我的多事而引发的海的辛苦，是龙魂在引吭徊泣。我如一粒沙，浮在此时此刻的纬度，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问，我是否曾经有一次踏进过同一条河流呢？一条河流是否真正成为过一条河流呢？就像这阔大的珠江口，它向太平洋吹响着怎样的音调呢？一瓶青岛啤酒洒向十万尸骨的坟墓，伴随着的恰是此时无喜无悲的理智的心，天不知，海亦不知，难道我全部的仪式在完成之时便也成了一个逻辑意义上的负数？
伶仃洋被时间假定，斟满悲剧诗人的酒杯，在吹歌鼓荡中让阳刚的苦难上升，并在饱和的瞬间轰然坍塌。它强迫万物向它索取这瓢鸩酒，换来被历史挟持的微妙战栗。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悲剧，它比历史和史诗更加真实，它在时间维度之外永远正在进行。历史是人的函数，当人被代入伶仃洋的方程式，历史就成为附属变量，而与时间无关，与空间无关，与伶仃洋无关。
一阵烧烤香气扑来，菲律宾朋友的吉他声轻轻荡漾，欢笑声也越来越大，烧烤晚会开始了。年轻人闹成一团，不时有祝贺生日的敬酒，我饮得很疯，猜拳的叫喊声野蛮灌满轻柔的夜，就像当年蒙古军扫荡中原一样。不知多久以后，一个朋友自语道：今天的月亮可真美！我猛然一惊，透过椰林的缝隙望去，浩瀚青天没有一丝云彩，一轮腴满的月高悬在朗朗乾坤正中。伶仃洋此时烟波浩淼，铅华流荡！有风自七百年前的洋面吹来，那是尘封舞台上翕动的蝶翼，叫我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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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衔杯 @ 2007-07-26 15:57 评论(1) |
| 2007年4月22日 星期日(Sun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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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送别
一八九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黄昏，德国汉堡弗里德里希斯堡火车站，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暮色里无言握别。主人身穿德皇威廉一世赠送的军礼服，昂首挺胸，行着军礼；客人着大清帝国专使袍服，微微躬身，抱拳致意。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火车在茫茫蒸汽中逐渐远去。一双深邃刚毅的灰蓝色眼睛，在生命最后的光阴里印下了两束镇定悠远的黑褐色目光。
他为了他的国家戎马一生而鸟尽弓藏，他为了他的国家斡旋世运而流弊不免。他是伤感的，他的伤感之上依旧挺拔着尼采式的意志与骄傲；他是惆怅的，他的惆怅如诗章里寂寞的春去，撒给六月的欧罗巴一城风絮，满腹相思。
主人名叫奥托.冯.俾斯麦，客人名叫李鸿章。
俾斯麦长李鸿章八岁，彼时已是烈士暮年，赋闲在家；李鸿章却刚刚与俄皇尼古拉二世签完《中俄密约》，踏上考察欧美诸国的旅程，可谓老骥伏枥。1862年以后，担任普鲁士宰相和外交大臣的俾斯麦依次发动了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而统一了德国；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下艰难地维护着庞大的清帝国的国家完整性。如以朝代打个比方，俾斯麦好比龙兴之邦的开国元勋，而李鸿章却似末代王朝的末路英雄。因此，李鸿章临别叹到：“对我目前遇到的阻力，我已无能为力。”俾斯麦回答到：“谦虚固是美德，但一个政治家该有充分自信。”李又说：“阁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回顾往昔本该骄傲。”俾斯麦最后说：“对中国来说，希腊有一个谚语：一切在流动，一切又都碰撞在一起。”
开国元勋已经烈士墓年，末路英雄尚在老骥伏枥，曾经沸腾的河流平静地碰撞在一起，聚散匆匆，意味深长。
一百多年过去了，坐落在合肥市中心的李家老宅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道旅游景观，它在麦当劳和佐丹奴喧闹的促销音乐中干干净净坐着，聆听着和遗忘着百年来无数赞誉之词和褒贬谤议，因为它知道，真正懂他的，不是他的血肉同族，也许是那位遥远异邦的对手。因为他们都是帝国宰辅，是19世纪纵横国际政坛的外交家。在它眼中，国人的评说是苍白的，哪怕是梁启超的巨笔，因为他们与他一样，都是中国文人，是当局者。
从李鸿章故居出来的时候，反复构思着两位“宰辅”依依惜别的一幕，不知我为何忽略了先生无数荣辱交加的生命现场，而单单拾起了这片遗落在历史角落的瓦砾。或者历史本不该简单归之于功过是非的量化评判？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历史价值离生命太远了，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的比喻，无法替代暮色中那场难以言说的送别。
老宅不想把它的主人当成历史符号去强调，它在极力呈现一具丰满鲜活的血肉生命。但历史的宿命在于他最终只能是一个符号！少年科举、壮年剿匪、中年洋务，一生在清廷与列强间捭阖是非，踏遍青山而功成名就，又在海雨天风中身败名裂。年年春归，当有杜鹃粗糙的叫声，跌落在繁华街头，同那些新饰的朱红柱子一起，支撑着合肥微薄的自信。想百年前送别的汉堡庄园应当也在，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依旧，山已不是那山！
二 文韬武略
中国人喜欢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文人，一类是武夫。当然这说的都是“劳心者”，如此，还有一种分法：一类是劳心者，一类是劳力者。这比起西方庞大复杂的政治学说似乎显得幼稚可笑，而历史传承的效果确使那些鸿篇巨理显得拙胫见肘。
中国社会外部形态的静是通过内部消长的动达到的。贵族时代，庶民可以通过军功封侯拜相，拥有世袭特权；科举时代，劳力者可以通过文章光宗耀祖，而成为劳心者。因此，“文武双全”直到今天还潜藏在国人心底而被向往和尊敬。这也是今天所有大学生不分地域和出身被广泛平等尊重的原因，这并不出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文化本能，而是出于平民子弟有可能据此成为劳心者的潜在羡慕。
因此，中国文人并不以文化研究和艺术创作为终极理想，经世济民，建功立业才是丈夫本色。在中国，文人不分新旧，历来如此。因此，曾国藩在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的治学原则下，强调了“经济”，就是经世济用。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门生，继承并发扬了这个主张。
作为一位倒台的德国军人，俾斯麦不懂得这些，他对这位温文尔雅的东方“宰相”存有太多好奇，这使他能游离于社会角色与人性魅力之间去面对他，他是一朵庞大沉重的末代王朝绽放的生疮的牡丹，用汹涌澎湃的凋零装点19世纪波澜壮阔的冬天。如此，则他们无言的握别蕴含了太多沉厚的体验。然而，这短暂的相知在二位有生之年也一定仅仅是惊鸿乍现，英雄排斥群居，不需要知音。
淮系的崛起始于镇压农民起义，当时的列强力量好比明末的吴三桂，他们在清廷和太平军之间徘徊，清朝廷最终没有重蹈亡明覆辙，不可谓没有曾、李之力。文人将兵的中国军事传统在李鸿章身上得到了发扬。李鸿章也因此亲身体验到西方科技和近代军事的威力，因此，作为洋务派的代表，“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成为洋务运动的总纲，这和魏源等思想家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结论性主张是不同的。两种主张表达了文人思想家和文人官员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处理方法。思想家只要提出方向，并论述之传播之，而政府确是执行主张的唯一通道。对于两种主张而言，“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更加深刻，它不但看到了技术，也看到了体制，而且还提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具体方法，那就是“和戎”。而“和戎”往往是民众诟病的对象，民众的诟病往往又是其政敌的武器。因此，在中国封建皇权专治的大背景下，其内部运作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制度实现，而是靠文官集团之间的势力消长彼此制衡而实现的，这种隐含在暗处的“民主”是仕途的决定性因素，游刃于此，方是能人，才有被敬畏的可能，相较而言，政绩却是次要的。想俾斯麦如在清廷效命，他的勇往直前或许落到林则徐发配的下场，抑或是邓世昌勇撞敌舰而玉石俱焚的结果，决定政绩的将不是他的军事才能，他也许根本就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
我读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时，对《马关条约》的记述感慨良多。清倭甲午海战中，李鸿章经营十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后，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与倭国谈判。李虽有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朴素外交原则使谈判异常激烈。三轮谈判之后，李鸿章在回住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对方有所收敛，但割地赔款决不让步并以再次出兵要挟清廷，李鸿章紧急致电朝廷，光绪皇帝最终答应在条约上签字。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二十三日，清倭《马关条约》签定。
《马关条约》使清国沸腾，一个多月后，康有为带领一千三百多举人队伍，前往都察院上书。这就是“公车上书”。书曰：“换约期迫矣，犹未闻明诏赫然峻拒日夷之求，严正议臣之罪。甘忍大辱，委弃其民，以列圣艰难缔构而得之，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岂忍上负宗朝，下弃其民哉！”
约是废不了的，为帝国颜面，议臣却是可以牺牲的。李鸿章因此被迫解除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这个结果，日夷和李鸿章都能料到，1300名举人的千秋文章抵挡不住一颗最廉价的炮弹。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收拾局面的还是李鸿章。这就是次年《中俄密约》的签订和李鸿章欧美考察的世界之旅。而后，李鸿章力主维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梁流亡海外，慈禧追杀维新派，李鸿章明确表示：“我决不做刀斧手”，他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梁启超评李鸿章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读这段文字的那天晚上，我正在大连到烟台的渡轮上，沿着渤海湾黄海交界线走了一遍。初春的海风依然刺骨，大海平静得像一个粘稠的墨池，发酵着北洋官兵的血。清明刚过，不知有没有祭奠，而历史的天空不会停下大浪淘沙的脚步，漫天星斗分外澄明。再没有兴致去想象一百一十年前那场惨烈的海战了，我努力思考的是当年的“和戎”和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发展”。这当然是两个不同的国策，但他们的不同也许不在于政论家强调的“性质”，而仅仅是，“和”的代价。
文韬武略是每一个中国文人的理想，而真正拥有这种高难度才能的人是少之又少的。而个人能量一旦超出群体能量，于稳定往往是一种危险。于是就需要一套制约机制，这套制约机制就是道德。儒家的陟罚臧否依据一个含混的原则，这就是“君子”与“小人”。它并不是通过成绩和效果去评价，而是通过人格操守和行为过程去界定。这是几千年来庞大的文人群体默认的价值尺度，因此文人往往又分为两类，君子和小人。而当个人能量强大到足以震慑群体能量的时候，这个原则会悄然淡出，这也正是其含混性所在。《史记》列传部起首两篇分别是“伯夷列传”和“管晏列传”。伯夷叔齐作为王子，都不继承王位而逃跑，既追随西伯而又不食周粟，最终饿死在首阳山，孔子说：“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这是儒家道德抛开社会责任与行为效果，以人格操守定义文人的最典型的例子。这一点，司马迁也是认同的。而对于文韬武略集于一身的管仲，二人看法则不同。太史公说：“管仲世以为贤，而孔子小之”，又说：“管仲富拟于宫室，齐人不以为侈”。以道德准绳来量度管子，他或许是个爱贪小便宜，行为诡诈的小人，但他的才华使齐国称霸！这也是为什么当他富可敌国，而齐人不认为他奢侈的原因。因此，君子小人之说虽然坚固，但却是含混的，容易重新注释的。
梁启超说，李鸿章是个英雄，但仅仅是时代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时代的英雄。梁公不愧大儒，短短一句话就把这个悲剧英雄定义在他尴尬的位置上。造就不了时代，那就只能是半个管仲，而半个管仲，绝对是伯夷的反面。
文韬武略仅仅是“才”，“才”排于“德”之后，固有“德才”之说；文韬武略也仅仅是“能”，“能”位居“贤”之后，固有“贤能”之说。皇权统治的稳定首在“贤”，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拥有“能”的自信；文人集团之间的利益均衡重在“德”的约束，而不在“才”的比拼，因为“才”有天赋的因素，也并非每一位文人都有这个自信。
文韬武略是中国文人既羡慕又嫉妒的小妾，多少青年俊杰因为它而名噪一时，又有多少功侯将相因为它而遗恨千古。这个意义上讲，道德不仅仅是行为规范的统称，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和雪拥蓝关马不前互动的名义。文人用他们的宿命书写着帝国的中庸，在这个庞大而平静的链条上，读史者只能轻描淡写地自嘲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三 纵横捭阖
从大连到烟台一共用了六个多小时，八点多上船，次日凌晨到达烟台港。总的来说，这是一片宁静的东方海域，他没有十五世纪印度洋海域喧闹的明朝船队，也没有大西洋长达百年的海上霸权之争。庞大豪华的客轮没有一丝颠簸，只有甲板上的冷风和星空在提醒人们这是浩瀚的海面，夜，冷峻而神秘，就像北欧的童话。
而百年前的那场战争掀起的滔天巨浪永远印在每一位炎黄子孙心中。甲午风云也是李鸿章第一次考察世界和康梁变法的直接原因。它强化了中国文人在世界的范围寻找自己的坐标的愿望，也击碎了中国文人自足了千年的迷梦。
国际汉学家费正清这样说到——中国之所以未被列强肢解，主要是这个国家的官员善于利用一国来牵制他国，这方面最有代表的是李鸿章。梁启超评价李鸿章的外交则认为——李鸿章眼界不高，他的外交精神依旧是以一国牵制他国的战国策。的确，中国文人对政治的兴趣远远大于贸易、战争和文化。同时代的朝鲜王朝也是以这样的手段辗转于清国、倭国和沙俄之间的。
这种无奈的辗转，出于一个最根本的前提，这就是帝国的政治统一。这个前提在帝国文官集团眼中也是最根本的。以扶清灭洋为旗帜的义和团运动得到慈禧默许以后，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和光绪逃到西安，急电在粤的李鸿章收拾残局，最终导致《辛丑条约》的签订。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换来了清国一个未被肢解的全尸。深渊也好，死亡也好，在这位清国文官的眼中，帝国政权的独立高于一切。
人性是复杂的，历史总是有很多枝蔓。八国之变的时候，李鸿章其实是想与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会晤的，只是彼此存有芥蒂而未果；八十年代清俄伊犁交涉中，李鸿章也主张放弃伊犁；《马关条约》上李鸿章也在割让台澎的条款上签字。在李鸿章的心中，领土完整也许是帝国政权统一性的最后底线。而这道底线是模糊的，重要的是政权。这种心理是有历史经验可寻的。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以割地来维持政权相对独立性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清国文官潜意识里，领土与政权毕竟是两个概念。
李鸿章的世纪之旅在中国文人管理层中是空前的。不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名号落在谁的头上，这也仅仅是个名号而已，也不管《海国图志》这类著作多么伟大，他也仅仅是书生的几句呐喊而已。对于帝国官员，绝大部分问题是知易行难的。首先他必须在文人千军万马的书生队伍中成功渡过权力的独木桥拥有看世界的资格，而后还必须依靠文韬武略在封建道德的漩涡中被推上最高的瞭望台，然后才谈得上贯彻与执行。因此，对于帝国文官来说，涉外相对容易，安内确是不易的。电视剧《走向共和》开篇，面对军国大事的奏报，吃东西的李鸿章都不以为意，直到禀报人员说送给慈禧的印度鹦鹉出了问题，李才惊慌失措。这个场面的深意绝不是简单的阿谀逢迎所能解释的，其中的道理，每一位文人都明白。列强不明白，李鸿章外交最大的敌人不是他们，而是同样仇视他们的李鸿章的政府和他的同僚。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战斗不是简单的甲乙双方，而是甲乙丙丁……等诸多关系的总和。
因此，清国的洋务运动注定没有沙俄和日本的有效，它像一个苦守空闺老妇，裹着小脚蹒跚到阳光下，胆怯而滑稽。比起他那个横冲直撞的新文化运动晚辈，它既不务实也不够浪漫。
李鸿章在镇压农民暴乱的时候创办了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清国四大军工企业中有三个都是他督办的（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这些官督商办的近代企业从形式上弥补了帝国的经济不足，就像北洋水师从形式上弥补了帝国的军事不足一样。官督商办的原则似乎也由此成为经济建设的成例，中国是在1978年才开始从理论上系统纠正这个错误的。
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原因往往被我们避而不谈，这就是中国文人集团的知识系统与19世纪以后的世界知识系统相较是单一的；而这个单一的知识系统内部，重“认识”而轻“知识”的传统又根深蒂固。这是直到今天也一直存在的现象。当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仅仅成为一句漂亮的概念，它以中庸的逻辑和完美的语言技巧装饰着一塌糊涂的近代工业。
如果说，李鸿章在出国访问之前，和其他中国文人一样，认为列强仅仅是船坚炮利的不读书不知礼的蛮夷之邦，那么，出国之后，他对西洋的文明程度就只有由衷赞叹了。考察击垮了这位中国文人最后的自信。四年后，李鸿章咳血而死，这是他生命中最难熬的四年。
公元1896年应该是所有中国文人铭记的一年，这一年是李鸿章出访欧美诸国的一年，也是中国文人的自信开始丧失的元年。这种自信的找回恐怕还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等到中国文化界什么时候开始轻视国外的奖项，中国学生什么时候开始轻视留学，这份自信才算真正回来。李鸿章的死在我看来并非《辛丑条约》的急火攻心，而是三千年的诗礼之邦的寂寞的葬礼。
四、弹指之间
四月的合肥，天朗气清，江南的春风吹得人浑身发痒。中午到达了淮河路步行街李家大宅，古朴的建筑并未与繁华的街道格格不入。促销的气球和街头演出自觉地远离威严的宅门，既解释着它曾经富贵得意的辉煌，也表达着它毁誉参半的寂寞。
李鸿章故居目前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于1998年重建。现在的规模据说还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走进大门依次是大门、过厅、中厅及走马楼。其中过厅是客人拜见主人的时候等候的地方，现在变成了李鸿章展览馆。展览分“李鸿章的青少年时代”、“李鸿章与淮军”、“李鸿章与洋务运动”、“李鸿章与外交”以及“毁誉参半的一生”五个部分。我参观的时候由于不是周末，所以就一个人，安安静静读了很多资料，包括李鸿章的手札和奏章。
中厅叫福寿堂，堂高九米，据说是目前江淮地区最大的私宅厅堂。中厅后面是我觉得最漂亮的小姐楼，小姐楼又叫走马楼，是一个封闭的回廊式木楼。由于住着家族女眷，所以叫小姐楼。参观那天，院子里晒着破旧的沙发套，一群妇女叽叽喳喳指点着我这唯一的参观者。昔日文雅端庄的小姐楼，而今喧闹着民妇的身影，有点滑稽，这就像当年的文官面对西洋科技的滑稽，其实这里面蕴含着另一种巨大的悲哀。我们争取到了一种东西，却丢掉了另一种东西，悲剧在于，我们争取的并不需要那丢掉的交换，失而复得的难度往往更大。这丢掉的东西就是我们东方的礼仪和生活的诗意。
从老宅出来的时候，日已西斜，我开始思考李鸿章这个历史符号。《左传》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李鸿章是因为什么而被后世铭记呢？这“三立”于他都是有限的。李鸿章在临终前的一首诗中写到：“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一个人奋斗一生，最后德薄，功寡，言微。百年以降，死不瞑目的老先生如果重回老宅，不知作何感想。于是我找到了“中国文人”这个概念，来解释我的感慨：文人，是我们内心最强大的支柱，文人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这根挺立了三千年的柱子，在李鸿章身上，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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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衔杯 @ 2007-04-22 22:48 评论(0) |
| 2007年1月23日 星期二(Tues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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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岳麓书院突围
一年以后当我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淡忘了走进岳麓书院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一大堆史料打得我措手不及，使本欲理顺理学脉路的初衷变得模糊起来。整洁凝炼的白墙黑瓦胶片一样从眼前划过，仿佛一部抽格投映的黑白影像，密麻麻的噪点深处间或一两帧翠绿色松柏，证明着这些尘封的史料数度修补的余生。那些绿杨烟外湿润的触感，却像老电影配上的乐曲自留声机的喇叭里摇摆着走来。典雅叼着时尚的烟斗，庄严而诙谐。我仅凭脑子里一点点模糊的理学印象拼命搜索有关这处老院子的联想，他们深埋在宋元明三代的词曲戏文里，满面尘灰烟火色，待莘莘学子合上书本才紧张地探出脑袋，羞愧而无奈地看看滚滚湘江，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要想说清这座辉煌于宋代的庭院，不得不把它的生命轨迹拉伸到中唐至晚明，从韩愈到周敦颐，从程颐到朱熹，从王阳明到汤显祖，这场关于中华儒统的复兴在中世纪的狼烟中不温不火明争暗斗了近千年[1]。而世界的另一端在这个千年里却成了两大宗教角力的战场[2]和蛮族凭借勇力称霸世界的最后舞台[3]，它仅在中世纪落幕的前夜突然点亮了复古的火炬[4]并燃烧了世界。而这个长达一千年的数字却使我跌入了另一个悖论的深渊——当一种空间被时间延展以后，它便成为时间链条的某一部分而很难成为时间舞台的主角了。岳麓书院仅仅是我即将展开的广阔的历史画卷中微不足道的几栋屋宇，那褪了色的血渍也许只是桃花扇上的一点朱砂。
这一千年上演了太多精彩的故事，透过韩愈、柳宗元重树儒家道统的雄文大赋[5]，隋唐五代姹紫嫣红云蒸霞蔚；默诵着穆罕默德神奇的双唇破译的上帝的咒语[6]，穆斯林的骑士正从中亚追赶沉落于地中海的太阳[7]；他的后面布满了十字军东征的红色迷烟和宋金对峙的茫茫白雾；一时奥斯曼和成吉思汗的剽悍铁骑在欧亚大陆扬起漫天黄沙，一时郑和的远洋船队用印度洋的海涛冲开了明朝皇帝的香茶；千年圣城君士坦丁堡向博斯普鲁斯投下了镀金的阴影；伟大的东都洛阳响起了朗朗书声。司马光、邵雍、二程、朱熹、二陆、王阳明……这些人加在一起也许也敌不住一部《一千零一夜》，而南宋时代的二百五十多所书院[8]加在一起也未必抵得上一个朱熹！我为岳麓书院而伤感，它在时间的绵延中获得意义，又在这种绵延中消解着自己。是否所有现场都在被历史构筑的同时而又被它瓦解呢？也许这是一个悲观者的可笑推断。但我仍固执地把岳麓书院摆放在中世纪祭坛的中间位置，只因这场精神之旅发源于我在那些白墙黑瓦下呆滞的驻足，我同样固执地相信并信仰铁蹄之下的朗朗书声，只因混乱的思绪剥掉了我身上所有角色，我仅看到了一个属于布衣学子的下午，天白得厚重，平静而寂寞，老院子干净得只剩下天空中洒落的蝉声。
天地悠悠，不会让我茕茕孑立，
无论我是喜极而狂，还是悲惨地被人遗弃；
大千世界中有无数的人，
与我一起欢歌，与我一起悲泣。
这些不曾谋面的无名朋友，
在我出世的千年前已然故去。[9]
二、从君士坦丁堡到洛阳
我想，如果在中世纪[10]搞一个世界城市排行榜，冠军无疑是大唐首都长安，那么榜眼和探花应该是谁呢？我们可以列举出诸如罗马、麦加、耶路撒冷、威尼斯、汴梁、杭州、大都、君士坦丁堡、洛阳等一大串候选名单，我最终选择了君士坦丁堡和洛阳。我的依据是文化影响力和这个影响力绵延的时间，在这种考察中，我惊喜地发现他们二者惊人的相似，他们就像一对素未谋面的孪生兄弟，一出生就分别被人领养，也许直到他们在15世纪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才隐约感觉到心心相印。
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城邦的移民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南端陡峭的岬角上建立了一个村庄。他透过那些散发着英雄气质的滚滚乌云，倾听着汹涌的黑海浪涛朝马尔马拉海奔涌的涛声，凝望着海峡那边的小亚细亚。他就是伟大的拜占庭。而前此100多年，亚欧大陆的东端一个没落王朝的首领带领着庞大的礼乐队伍来到了华夏腹地洛邑，辘轳大车荡起的黄土高原棕色的迷烟漫布了五百多年灿烂的东周时代。他就是周平王，洛邑就是洛阳的前身。
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在帝国统治的连续性和范围方面，能与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辉煌历史相媲美[11]。中国也很难找出第二个城市能像洛阳一样，在政治中心与非政治中心的角色转移中，始终保持着文化上和商业上持久的影响力。西汉时期，洛阳就是长安的陪都，东汉、西晋，洛阳都是帝都。公元三百三十年君士坦丁大帝重建拜占庭，并把它作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此后一千年里，君士坦丁堡作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成为宗教和文化的中心；而四世纪的洛阳却由于五胡乱华而毁于匈奴人的战火，但一百多年以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洛阳又重新粉墨登场，并且再次成为唐帝国的东都，历经五代十国，经北宋文人的整体性打造，洛阳一直是中世纪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宋哲学家邵雍曾这样说道：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
相对于汴梁，洛阳是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学者，风华正茂的北宋都城即使有再多的青春冲动，也得对这位雍容华贵学富五车的师长心存敬畏。因此，改革派云集的北宋帝都作为十一世纪的中国政治中心，在与学者云集的文化中心——洛阳——的斗争中始终保持着倔犟和无奈的双重性格。王安石变法的最终失败，正说明发展中的帝国政权对于传统文人贵族团体的妥协。我每次在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总会联想起清代文人对天主教的迫害。少年时代，常常为王安石和汤若望[12]感叹，直到我更理性地读完了中世纪世界历史，我开始踌躇而不能自拔。同为国家强大，洛阳以文化话语权与汴梁锋利的政治话语权进行较量，并且，他们重新拾起韩愈和柳宗元的火炬，为帝国重新立法，多么可贵的中国文人！而王安石等改革派则将道统放在第二位，他们实用的削弱官僚贵族集团[13]的治国思路同样展示了伟大的政治家团体的魄力。洛阳和汴梁，在对汉唐长安的缅怀中沈腰潘鬓消磨，我说北宋像极了哈姆雷特，他在对秩序的渴望中倒下了，倒下以后，眉间还挂着迷人的忧郁。
相对于宋代的塞上长城空自许，此时西方却是单于猎火照狼山。1071年塞尔柱突厥人攻克拜占庭，25年以后，欧洲的第一队十字军开始东征。此后两百多年里，基督教与穆斯林进入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绵长的文明对抗。君士坦丁堡并未因她的年龄和血统得到战争的敬畏，长久以来，她身上挥之不去的古希腊现世主义哲学遗产和东正教来世主义宗教倾向已经把她搞得疲惫不堪[14]，就如同北宋的汴梁气质和洛阳气质的较量一样，她被自己的丰富压得气喘吁吁，并同洛阳一起，最终倒在成吉思汗征服的铁蹄之下，随之熄灭的还有东正教教堂庄严的宗教合唱和南宋两百多所书院的朗朗书声。
岳麓书院是北宋潭州太守朱洞在唐末僧人讲学的基础上创建的。千年已降，这里曾活动着朱熹、张栻、王阳明、王夫之等大师的身影。而在13世纪蒙古人的铁蹄和马鞭之下，他的儒雅暂时埋没于色目人[15]不解的眼神和窦娥冤的声腔里，他被浅薄的马可波罗剔除在外，没能走进世界对于东方的早期记忆。
也许，战争总是比教育更具文明传播效力，这是文明自身的尴尬。此时，楚天惆怅，水涸湘江。岳麓书院的悲剧命运就像探春的判词：才自清明智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泪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
三、理学与心学——主流文化与在野文化的对抗
康王赵构即位不久，儒家世界的天空在某一个夜晚回荡着一个孩子的声音。爸爸指着天对孩子说：“天也”，孩子问：“天之上是何物？”。孩子长大后，总是自寻烦恼地思考：“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16]。这孩子就是南宋新儒学大师朱熹。
经典儒学——“未知生，焉知死”——走的是实用的现世主义思路，而汉代又在阴阳五行，天命君权的思路上对它加以改造，使儒家学说成就三百多年皇汉帝国。魏晋以降，至隋唐五代，玄学和佛学乘儒学在形之上的终极依据薄弱的间隙乘虚而入，大力开拓自己的领域。因此，面对中唐就出现的藩镇割据，韩愈等学者倡导古文运动，重新解释先秦儒家经典，这是中世纪东方文艺复兴的伟大起点。至北宋结束五代十国混乱局面以后，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等知识分子以睿智的历史眼光再次举起复古的大旗，以保守的姿态，重树儒家道统。然而，其与改革派的斗争此消彼长，复古主义仅在以洛阳为中心的文化领域，制衡着实用派政治力量。直到南宋朱熹理学出现。
我们从上面那个小故事中可以看出，新儒学的思考起点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弥补传统儒学对于形而上的支持系统的薄弱的弊端，他们在汉末“天塌了”之后，开始寻找儒家伦理体系的新的支撑。这个支点，在朱熹看来，就是“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理”成了“道”，成了世间万象的终极依据。这很像柏拉图绝对理念——概念为万物之先——的思路。然而就像柏拉图有亚理士多德这个对手一样，朱熹的对手就是陆氏兄弟。
1175年朱熹在江西鹅湖寺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会面，这次不欢而散的聚会史称“鹅湖之会”。同为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二陆与朱熹的思路最大不同在于，他们受佛教禅宗的启发，把宇宙本源归结为“人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这就导致了二者在方法论上的直接对立。“元晦（朱熹）之意，欲令人范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17]这就是思想界“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他也像极了柏拉图的“演绎法”与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法”之争。于是，我们如果拿古希腊经典哲学来看朱熹，则其在认识论上是柏拉图的，在方法论上是亚里士多德的[18]。
而理学从北宋周敦颐开始，就一直是一种民间文化力量，并未得到帝国官方认可，直到南宋理宗把张载、二程和朱熹列入孔子的从祀名单，理学才得到官方认可，成为科举的标准。从此理学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但是，鲸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先前的民间话语一旦成为官方认可的主流话语，便马上派生出另一种民间话语力量与之对抗。到明代，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另一支民间文化势力，开始大肆攻击理学，他们因循百年前鹅湖之会中的陆九渊的思路，倡导心学，而同时，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才子创作了大量反“理”的文艺作品，高扬人的普遍情感，宣扬至情至性，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伟大的《牡丹亭》！呜呼，旧山山下还如此，回首东风一断肠！
理学沧海桑田的发展历史，叫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伟大的帝国长久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它在自己内部长久进行着一场双重竞争，一重是文人集体化的向主流文化的趋同的个体竞争，其标志就是从隋朝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科举制度；一重是科场失力的文化团体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并由此形成的在野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较量，这也是直到今天的文化批判总体心态。正是这个双重竞争，使得国家统治集团的组成一直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虽然这个变化是微小的，对于个体甚至是渺茫的，但是，它在逻辑上给所有的平民以希望。相对于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体制，它是高明而先进的，因此，倡导众生平等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诸种宗教并未在中华社会形成。原因就是中华帝国统治集团的组成人员是动态的，它不需要一种反贵族集团统治的集体心态的支持，因此人们关注的是自身如何能够通过科举的独木桥从劳力者变成劳心者，而不是皈依宗教去获得心灵的解脱。即使不能够赶上科举的末班车，还能够组成松散的在野文化集团，对主流文化进行批判和抨击，从而形成儒家文化内部的协调和平衡，而中国的道德话语权往往是倾向于在野文化这一方的，我们能够找到一大堆诸如“刚直不阿”、“高风亮节”、“蔑视权贵”等褒义的价值标准去评价他们，对于这些，主流文人集团也是承认的，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主流排挤跌进在野集团一方，一旦跌入，便要融合进这个团体，谁都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因此，我不想但却不得不对“道德”做出这样的推断：道德是多数弱势群体对于少数强势群体的舆论制约，它的本质是为私的而不是为公的。
因此我长久以来不敢苟同部分国人关于“中国缺乏宗教信仰”的妄自菲薄的论调，这只是自新文化运动直到文革的激进反古运动造成的民族集团性的文化根基的丧失，历史似乎不会以人们的短期行为而改变太多，因为历史的时空关系是先定的，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又是受限的，它虽然不一定有什么规律和方向可言，但是是可以被认识的。
印刷术的发明为大众传播的出现提供了技术支持，北宋的活字印刷更标志着主流文化与在野文化的碰撞成为大众意义上的变革。可想而知，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洛阳与汴梁论战之壮观是史无前例的。而文化的繁荣并不意味着文化品格的提升，相反，它由于大众化，而降低了自身的格调，因为争论者的增多，意味着争论目的的纯度降低。有多少在野文人不是在牢骚和嫉妒的心态下抨击主流呢？北宋的文化争论在格调上是比不上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的；由此推论下去，则今天网络上的自由讨论在言论自由度空前提高的前提下，格调也自然降低了。所谓格调，既指它的品质，也指它的气质。
这是我在岳麓书院——一千年前在野文化的代表——身上陷入的漩涡。而关于这个漩涡，柏拉图和他的哲学师友们在两千五百年前雅典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的辩论中，早已经舌璨莲花。文化被精英垄断意味着秩序和保守，文化的放开意味着活力与混乱。不知道有多少史家曾赞扬过穆斯林与基督教的短兵相接，有时候，生命在概念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于是索性叫历史就这样自生自灭着，叫现实就这样自足存在着，而离开了思维的散乱的时空关系还能称为历史和现实么？我不知。想到庚辰本《石头记》一首回前批，来结束这段：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情机转向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19]
四、文化碰撞以及归属感
斯塔夫利阿诺斯把人类历史以1500年为分界，原因是此前各民族历史孤立运行，此后各文明各民族的历史混合运行。其实，这种孤立和混合更多指东亚世界和西亚——地中海世界。翻开历史，古罗马、波斯、马其顿、阿拉伯、奥斯曼突厥都曾在中华世界以西的欧亚非广阔地域建立过庞大的帝国。而这些军事征服的推动力正是宗教，就像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征服的推动力是伦理一样，文明以野蛮的形式成就了自身。脱身于犹太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生成于基督教的天主教和东正教，亲缘关系盘根错节，恩怨情仇斩不断理还乱，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华世界内部的党同伐异明争暗斗之激烈不是西方史家的一句“稳定”所能表达的。
于是我在想，文化是否是战争的私生子，反过来又成了他的催化剂呢？而自有人的历史以来，战争无时不在，因此历史本质是一种文化存在，而文化就是人们在地域上的和时间上的相互关系，其本性是碰撞的、动态的，其理想是归属的、稳定的。于是我们是否可以说：战争是人的存在之常态，而和平是人的存在之变态呢？
我们这里简单理一下中世纪几个很有意味的节点：公元636年和637年，穆斯林阿拉伯先后大败拜占庭和波斯；618年李渊称帝后，大唐南征北战使周边臣服，并击退突厥；同时，中亚世界展示着《一千零一夜》的奢靡梦幻；中华世界在李杜诗风中炫耀着瑰丽辉煌。公元1071年塞尔柱突厥再次攻克拜占庭，25年后，十字军开始东征，北宋这时已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与辽、西夏、金对抗。此时，基督教文明对伊斯兰文明开始反攻，耶路撒冷、麦加、君士坦丁堡呈现了精神世界最饱满的热情，也陷入颠覆西方古典理性的迷狂；中华世界开始重建儒教正统的努力，洛阳作为文化中心与汴梁对峙，印刷术盛行，书院大量兴起，对话和讨论蔚然成风。13世纪下半叶，成吉思汗征服开始，短时间内成为打通欧亚大陆空前绝后的大帝国，1242年，拔都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金帐汗国，1264年忽必烈定都大都，蒙古帝国分裂；1368年朱明王朝建立，1453年奥斯曼突厥再次占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这期间，马可波罗从意大利来到中国，忽必烈曾邀请百名天主教传教士来中国讲经说法，中亚、中东与中国开始更频繁的贸易往来；明以后理学逐渐确立其主流文化地位，王学兴起，此起彼伏的情理之争孕育了明代戏曲；欧洲社会在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文艺复兴波澜壮阔，培根在法庭上滔滔不绝，莎士比亚在舞台上尽情翻滚折腾。
这期间，除了蒙古人短暂而强悍的征服完全出自生命野性的本能以外，其余所有战争都伴随着文化的碰撞以及交战双方各自对文化归属感的假定的愿望。而蒙古人在取得军事胜利以后，瞬间被各种文化支离，最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昙花一现的插曲，他在融入地域文化的同时便遭遇瓦解，而后历史重新回到归属感支撑下的文化碰撞轨道上来。
我不想对中国近现代的新文化运动过多赞美，因为其在逻辑上与文革的思路是相同的，不同仅在于前者的武器是知识和理性，后者的武器是愚昧和疯狂。我们目前还很难判断这种斩断传统文化命脉的实用主义行为是否能带领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就像我们也不能断定对传统文明的修补性改造能否给所有国人以最终的幸福一样。今天各大媒体报道的汉服、祭孔等民间文化活动使我更深刻地注视着岳麓书院，我在那个寂静的夏日午后，猜想着那些带着回音的遥远的读书声。
五、人——认识你的位置
每当深更半夜，我出差归来，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从下飞机那一刻，直到我走回自己居住的小区，把钥匙插进门的时候，经常感叹：茫茫大千世界，这里竟是我安身的一隅！几小时前还在外地奔波，几小时后又回到这里。喧嚣与寂寞快速切换，不同的生命现场接连降临。也许正是这种生活状态，激发着我寻找自己的位置的思考，思考的固执不会因思考的徒劳而有所减少。
我离开岳麓书院那天傍晚，湖南大学的一群毕业生在书院门口合影留念，他们所有表达青春与活力的照相姿势显示着他们仅与这座千年庭院擦肩而过。如果说，这是一种姻缘，那我在书院的一个下午已是福分。
我习惯在个体的轴心上展开思考和阅读。这一年中，走过了西湖、灵隐寺、秦淮河、太湖、东林书院、滕王阁、岳麓书院、衡山、黄鹤楼、朝天门、磁器口……每到一处，心情都因时间和气候的不同而迥异，但都不可避免地搜索脑子里关于彼地的零散知识记忆，唤起对历史的假定性的猜想。回来之后必定查阅大量资料，确定它在历史坐标上的位置，由此在我虚构的世界里，我与他建立了一种遥远的对望，我希望在这种虚拟的对视中，发现自己。
我曾经说过：“历史”并非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事件”（史实），“历”的繁体字写法是厂字头里面两棵“禾”苗，下面一只（脚）“止”（止是一个象形字，一只五个脚趾的脚）；还有一种写法是底下一个“白”字，而“白”是象形字，它像一粒米，米的颜色是乳白色的，因此“白”表示像米一样的颜色。所以“历”与农业活动的周期有关，所谓“历法”就是此意。“史”是一个象形字，是一只举着“中”形牌子的手。这代表殷商时代垄断天文历算的巫觋一类的官员，就是“史官”。如果说，“历”在于沟通四时，找出人在时间中的定位，那么“史”就是沟通天地宇宙，确立人在空间中的位置。因此，我一直认为，历史的“本事”知识是基础的，同时也是不重要的，历史的价值在于它告诉你：你在哪里。你通过什么与另外的时间和空间发生关系。是多少时空巧合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你的存在，你属于什么，你要往哪里去。
每次想到这些，我都不禁打几个冷颤，一种非常不详的预感总隐隐约约试探着向我靠进。我走进它，注定被它埋葬！就像我在本文开头写的一样：时间在成就岳麓书院的同时又将他瓦解，事物在历史的延展中丧失价值。我们为着天空那转瞬即逝的美丽蜃景，走进了这片金色的沙漠，罡烈的塞外悲风在残垣断壁上皴擦着强劲的夕阳，断肠人远足的脚印不会被黄沙记录，古道西风中，偶有驼铃单
# posted by 衔杯 @ 2007-01-23 17:20 评论(0) |
| 2006年11月17日 星期五(Fri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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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星子从昆仑山上升起。他戴着白垩涂过的面具，脚踏飞燕，手绾兰花，光的吹拂使白麻葬袍荡过北溟。袖子底下，小龙衔牡丹花在星系间上下翻腾，他们和青鸾玄凤的颂唱铺成诸天九环，踏碎的玫瑰百合紫荆向黄昏与黎明飞溅。星子沐浴着盛大的礼赞，又在无限慈悲里化成礼赞本身。
我在倒立的银河里逆流而上，在与星子并肩的途中开始我的讲述。
星子边行边问：“我是你心灵深处的意念，而你是我凡俗世界的影子，我且问你，你虚构的奇幻世界，既非基督天国，你我却沿着但丁的星系向上升腾；亦非佛国极乐，却手绾兰花，用悲悯之力化成三界诸天梵唱；那更非道德胜境，却又弃北溟之鲲，舍昆仑之醴，离腾云之鸾。不知何时何地之现场，亦不知何经何典之处境。这样苍茫走来有何意义？这般离奇讲述又有谁听？”
“我师何太痴也！基督用竖琴弹奏出他的地狱天堂，佛陀用微笑演说梵天诸界，道者以太极玄理经纬阴阳两世。凡此三种境界，悼红轩主人[1]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红楼幻境竟不驻于此中。作者说：‘万种豪华原是幻，何尝造孽？何是风流？曲终人散有谁留？为甚营求？’[2]既然万种豪华原是幻，人又何必执著于前人已创之境？如“大荒山”、“无稽崖”、“离恨天”、“灌愁海”者，又依据何经何典呢？加之曲终人散有谁留——现在有多少读者会认真读完这一篇晦涩拗口的文章，恐怕不必等曲终即已人散，如此这般，衔杯倒不如将心中瑰丽繁华之情，诡谲宏远之境尽情抒写一番，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3]！”
星子听完，莞尔一笑，又道：“你我既然同体，你的本意我自然明了，只是自《红楼梦》问世两百多年来，诸多大家学者皓首穷经，从方方面面解说这部奇书，而解得其中味的，如凤毛麟角[4]。你又为何作这篇文章，小说不小说，论文不论文，一不能于红学有任何建树，二不能于故事有何增益，只是借红楼之公名，写一己之私好，恐贻笑方家，亦恐为后学所诟。君生活在凡俗世界，耗费时间，劳心劳力，却又为何？”
早知他有如此一问，我答道：“我从少年到青年的一次次生理和心理的蜕变，皆伴随《红楼梦》中的随云春梦，逐水飞花[5]。一个人的一生中如有一部书，或一支曲伴随其走过，一如爱人，亦如师友，则是大幸。我们的性情也皆从此处演变成滚滚红尘中的沧海一粟。或喜或悲，或顺或逆，福祸得失都非我所关注之大要，追寻生命的精彩当是生存大义。于是我自问：什么样的生命形态才是‘精彩’；人又如何去获取这样的生命形态？
生命的悲剧不在于死前的浑浑噩噩，恰在于弥留之际的洞见世情！当最后的微笑如明月般随最后的呼吸升上眉梢，此时之洞见于个体生命又有何意义？如曹氏以绝妙之构思，奇诡之创意构筑这百万荒唐之言，警幻吾辈中人，使我辈凡夫俗物在青春的季节开始构思生命的轨迹。如此则‘真’、‘假’、‘悲’、‘欢’皆成人定的概念，既是‘概念’，我们又何必拘泥于此，非给这些客观的生命轨迹批上是非对错真假优劣之名号，而受此牵累？这篇小文，非写红楼一书之现成故事，也非钻研“红学”之一家议论。谨以衔杯假此书创造的几番境界，作为对‘红楼’的酬献，其中或有一二能悦人心目，觅二三知音，纵然得了焚琴煮鹤[6]、暴殄天物之名亦无伤大雅。”
星子沉思片刻，既而说道：“既如此，听我给你讲说‘华天诸境’[7]！”
话音刚落，万籁俱寂。悠远的钟声隐隐传来，碧清色的风越积越多，渐渐泛起了透彻的涟漪。我们来到了诸天第一重，也是最底下的一重，是竹叶青漂流之泽，为黎明之子所司掌，名为：“洞明之剑”。这里居住着古今中外的理论家、批评家。他们作为创作的伴生生命，在清澈澄明的法杖光芒中，日以继夜地演讲着。随处可见贺拉斯[8]、婆罗多[9]、刘勰、钟荣、世阿弥[10]、莱辛、别林斯基、狄德罗、李渔的幻象或在大声演说，或在奋笔疾书。这是美与艺术的总结归纳之境地。
我们向上游走，见无数光斑簌簌下落。忽然一阵浓郁香气夹杂着午后一缕牧笛扑面而来，紫红色的葡萄酒从碧玉斗里汩汩流出。这是诸天第二重，是葡萄酒漫延之溪，属午后牧神所掌，名为：“抹香之酥”。风中飘着古今中外所有游记、歌曲、散记、杂文的歌词和段落，恍惚听说柳永和李清照闹了绯闻，舒伯特爱上了张曼玉什么的，我刚兴奋起来，忽见一大堆言情、志怪的故事冲了过来，那些卿卿我我、花前月下、磨刀打铁、杂耍叫卖声乱哄哄连绵不断……
我问星子，为何大批评家在第一重天，反在流行歌曲、言情小说之下。星子说，只因从第二重天开始，均属于“创作”，前者只是“批评”，最高境界的批评在华天诸境中也是下下之品。星子说的不无道理，只是见到狄德罗、李渔等大学问家屈居流行歌曲之下，我心中总有些不平。后来不知用了多少时间，他带我依次游览了诸天，姑且把我比较感兴趣的记录下来，其余的太多，也记不得了：
第二十七重天：名“冰轮之辙”，月光女神执掌。芭蕾舞、伽耶琴弹歌[11]、能乐[12]之地；
第四十五重天：名“水钻之雨”，雷电力士执掌。米开朗琪罗、李白、屈原、拜伦驻留之地；
第九十九重天：名“众神之杯”，黄昏之王执掌。戏剧之地。埃斯库罗斯，梅兰芳驻留；
第百八十重天：名“龙池之墨”，执掌者不详。司书法、瑶琴。
数字不详：名“尚智之鉴”，执掌者不详。宗教之地，释迦牟尼、老聃、庄周居住。
数字不详：名“万弦之和”，执掌者不详。音乐之天。贝多芬、瓦格纳、柴可夫斯基等居住。
数字不详：名“万天之叹”，白孔雀大使执掌。莎士比亚、汤显祖、曹雪芹居住。
……
我们在日月的光轮中流连，俄而晨昏交割，俄而阴阳相界，此等奇幻美景真是平生仅见。我问星子：“这难道是我心中对于艺术诸种等级座次的排列么？怎么有些并非如我所愿呢？”星子说：“人心常变。今天李白在第四十五重，明天就有可能越上第一百重。自我从你的性灵中出生以后，每时每刻不在驾驭着你飘移不羁的性灵。就像你最爱的林黛玉和嵇康这二位，也并非时时出现在这华天之上，而有时候，就算你自己驾上金光马车，也不一定能走到太虚幻境门前，与绛珠一见。人心衡易，世事无常，自古皆然。重要的是，你须明了自己如何走上这漫漫长途，即到水复山重之时，峰回谷转之刻，不至于妄自菲薄，一筹莫展，豁然而见柳暗花明之境方是正理。”
星子最后提醒我，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再不走就回不去了。“回哪里去？”我问到。“自然是回你的世界中。”星子回答。而我却越发着迷这华天诸境。想这原本就是我敷衍出的空间，又何必在乎时间？星子一再劝说，我终不答应，恍惚行至一巨大的牌坊前，还未来得及看那石坊匾额，突然一声惊雷，所有事物都凝固住了，任如何努力，总是不能移动分毫。这时细看石坊上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13]。星子没了影踪，只有他的声音在飘荡：“时间已尽，万物休止。这里非比你们凡俗世界，若是耽搁了时间，只要向下段生命提前预支即可，大不了找个情理之中的借口，忍了亲友、上司或客户的埋怨。自黄帝元年到现在总四千七百零四年，不知有多少时间，就被世人这般糟蹋掉了。”我惊惶道：“这么说我要永远凝固在这里了？”星子声音：“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话音反复，越来越远，我只越来越慌，马上大喊：“星子别走，快救我——”
“啊”的一声，我从梦中醒来，浑身大汗淋漓，被子已被登得乱七八糟，枕头边胡乱堆着新版《脂批石头记》。凌晨两点，楼下的立交桥上巨大的广告牌放射着刺眼的光。点了烟走到阳台上，静静看着这依旧繁忙的马路，夜风吹来，恍若隔世，梦中光景忘了大半，遂有庄生梦蝶之感。
二
从十几年前偶尔翻开少年版《红楼梦》的那个明媚的下午开始，我同其他中国人一样走进了这部大书之中。总在想，这部书的开启好似国人的成人仪式，伴随着少年生理上一次又一次向成熟的冲刺，那些有关爱情、审美、艺术、民俗、社会、宗教、历史等有关成人几乎所有的体验都在刹那间袭来，少年透过头顶那阴霾深处刺眼的阳光，生命的花朵完全绽放。
不好说自《红楼梦》问世以来，这部书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和唤起了国人体内的炎黄品性，但是它随手拈来的琐碎细节亦足以叫激进者受益，叫洒脱者沉醉。可以肯定的是，少年时代即与此书结缘，这是苍天赐予的荣幸，是每一位以汉语为母语的生命最珍贵的福气。
我正式读《红楼梦》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开始的。有印象的是，那时候我把读小说的时间安排在每天中午，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算是缓解功课繁重之苦。还记得那是东北的四月天气，雪已经化了，树还没有变绿，刚硬的东南风在坦荡的大地上驰骋。我在光秃秃的田埂上边走边读，脖子痛了，就抬眼望望褐色的远山那一簇簇微微泛红的金达莱花丛；累了，就捡块石头坐下，浅浅的灰尘就在身边没有规则地飘着。镇子离我越来越远，光秃秃大地就只我一人，四处都是春天的气味，那种向上升腾的自豪气息和怅然若失的空旷之感这么多年叫我念念不忘。
那时候对大家族繁琐细碎的生活细节不是很感兴趣，对那些诗词歌赋也不是很上瘾，反复读了几遍的章节恰是什么“贾天祥正照风月鉴”、“秦鲸卿得趣馒头庵”之类的段落。有时觉得焦灼难耐，就合上书，任那浩瀚的春风肆意吹拂。同桌是一个颇有林黛玉气派的女孩儿，她读《红楼梦》比我早了几年，平日里总摆弄她那几大本装帧精致的诗词本子。有时她随手翻开我的《红楼梦》便到了那几章节，我们俩都会面红耳赤。我也经常不经她允许就抢她的诗来看，每次都要打闹一番。有一次我跟她说：“你是阆苑仙葩，我是美玉无瑕”，她先是一脸绯红，而后捡起一个啤酒瓶盖，说：“你是瓶盖无瑕！”。后来因为瓶盖，老师给我们调了座位，把我们远远分开了。
一天历史课上，旁边人递给我一张字条，大概是这么写的：瓶盖，昨夜胃病犯了，折腾一晚，早晨起来就记起了黛玉这几句，不知能否解得：欲讯秋情众莫知, 喃喃负手叩东篱。 孤标傲世偕谁隐, 一样花开为底迟? 圃露庭霜何寂寞, 鸿归蛩病可相思? 休言举世无谈者, 解语何妨片语时[14]……我当时回了一篇小散文，现在记不得了。只是还有数不清的如此这般的一幕幕非常雅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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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衔杯 @ 2006-11-17 19:36 评论(1) |
| 2005年12月28日 星期三(Wednes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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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无极”世界中的精灵们
一、倾城
小龙死了以后变成一只海螺浮在海里
他说这是龙的汁液，是他的化身
海棠花飞，大片大片碎胭脂泡烂了海的咸
姑娘每年这个时候都来这里发呆
冻了一冬的魂儿在不成调的歌声里嫩嫩地活过来
海上天上满眼秀红
或许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岛
只是一头白发和苍老的脸在花中分外鲜明
二、海棠树下
白羊撞翻北斗，竹叶青洒绿了大地。龙女出嫁了，青牛、白象、赤兔、金乌、紫鸾的车队踩着清明蜡黄的纸钱，为春天送葬！
直到几十年以后我满头银发站在粉色的海边咿呀歌唱的时候，我才知道你是在我的心核里，历经几世光年穿过我的身体赶到我的面前。你赶到我面前，用快乐换取了我的幸福，用童年最纯真的欲望换取了生命最极致的渴望。我大踏步走在生命最华丽的舞台上，离我的观众越来越远；我像春天最后一滴被阳光蒸发的露水，永远没有回落大海的希望。
生命往往如是：当一个人追求别人所不屑的渴望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别人所珍视的梦想。车身越向南方发力，车辙越向北方延伸。就像太阳追逐着永恒的夜晚，得到的却是无数个白昼一样。黑白世界交相追逐，这巨大的能量推动生命走向它辉煌的顶点，并在它到达顶点的一刻轰然毁灭。
三、鲜花盔甲
我的生命本是荒郊野外一捧茅草，却因一场鲜血意外的浇灌绽放出最绚丽的牡丹。从此以后，不知道我找回了真正的自己还是丢失了原本的自己。牡丹不懂茅草的快乐，就像茅草不懂牡丹的幸福一样。
我喜欢简单，在简单的世界里，一块牛肉远比尊严和荣誉更有意义。但我最终选择了复杂，选择了英雄的泪水，选择了海棠花瓣漫天凋零的壮烈渴望。在渴望中我跑向自己的宿命和最磅礴的燃烧。
鲜花盔甲的永恒悲痛之上点缀着灿烂的幸福，男人把自然界雄性的力量发挥到极致以后，最终把自己推向骑虎难下的巅峰，我下来了，下来了就抛弃了拥有那一块牛肉的自由，换来跑向生命终点的渴望；他不肯下来，以荣誉和爱情的名义与命运角力，最终背负了屈辱和鲜血泼成的死亡。
我们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鲜花盔甲到底是人生的一场辉煌赞礼还是封锁住天性纯真自由的枷锁呢？生命的轨道到底是至真至纯的血肉之躯还是那用金属皮革鲜花精心雕琢的价值之光呢？男人的血肉之躯下面掩藏着两个灵魂，你必须选择一个，没有人明白选择的理由，生命太短了啊。
四、黑袍
穿黑袍叫人怜悯和鄙夷，穿盔甲的人叫人敬仰和畏惧。但这两件衣裳也许正是无极中的黑白兄弟，黑袍把人变成奴隶，盔甲把人变成将军。
我的朋友，在生存和尊严面前，你会做何选择呢？
五、馒头
非常遗憾，我这个风度翩翩的少年贵族的爱情信物却是一个说来可笑的馒头。这和我的锦衣玉食和风流倜傥着实不相般配。而从我很小的时候失去这个馒头的时候开始，我发誓，要夺回来这个世界。
“占有”和“争夺”的行为从来都遭鞭笞，可是说到爱情，他们都会犹豫。他们很少有不以这样的心理对待爱情的，虽然他们说别人的时候，会议正言辞地说：爱是付出。世事就是这样，他们所歌颂的美德通常都是能够带给他们好处的行为。付出之所以被他们歌颂，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有可能成为被付出的对象；占有和争夺之所以没有成为贬义，是因为他们在本质上离不开它。否则为什么大将军杀了那么多人被称为英雄，而我杀的人远不及他却被说成坏蛋呢？摧残生命还有什么正义与非正义可言么？
那个身份卑微的家伙倒叫我有一些佩服。他把爱情做得很极致，他为她极致的付出，我为她极致地争夺。他把剑穿透我的胸膛是对她的付出，我把剑刺向他的胸膛是对她的占有。我们都是纯净的完美主义者，在海棠花凄美凋零的无极世界里，我们该是同胞的兄弟，我们都以完美主义的态度坦白表达着我们对一个女人的爱，不同的是我们采用的方式，他的是付出，我的是占有。
六、无极
你们叫我感动。如果说无极先你们而存在，你们是从无极空灵的舞台上跌落人间的诗篇，那么你们以各自华丽生命的交汇演绎了无极舞台的规则和秩序。你们是活跃的积极的星子，你们只是无极的天空上排列有序的星宿，你们带着使命降落到人间，用丰满的富有激情的人生经历展现着无极的唯一。
你们叫我感动。如果说无极后你们而存在，那么你们或华丽，或平庸，或屈辱的生命合力便是无极的母体，无论你们愿不愿意，你们是以多么强烈的生命热情塑造着这个人生谜面，并以多么积极的爱恨折射宇宙宏大的谜底！
当太阳和月亮在同一片天空出现，海天呈现同一片夺目的绯红，这是无极短暂的歇息，这一刻是静止的，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智者将以无喜无悲的布道姿态守卫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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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衔杯 @ 2005-12-28 16:52 评论(2) |
| 2005年7月5日 星期二(Tues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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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
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一
自工作以来，我的每次回东北探亲，都与丧祭有关。最先是姥姥去世，而后是奶奶去世。这次回家参加奶奶3周年祭奠，东北人把这叫做“烧三周”。这就给每一次回乡的心情增加了许多可以用来书写和思考的复杂味道。那感觉有幸福的激动，激动中又布满恐惧和悲伤，就像打针吃药一样，你似乎在躲避碘酒擦在屁股上不久后那锥心的一下，然而你确实在期盼着这苦涩的甜蜜与欣慰。
深圳火车站，万头攒动。整个广场密密匝匝的旅客仿佛刚卸的货物胡乱堆在没人收拾的大货仓里。人们背着半人高的旅行袋，有的还高高举起包装好的鲜花，在泥浪一样的人流中跋涉着。
仔细一看挂出来的临时标语，才恍悟：清明节和复活节来了。清明在春分后十五日，复活节在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东西方两个跟“死”有关的重要节日全都挤在生命萌动的季节，这本身就充满了哲学和诗意。
清明节是中国人祭祀家族祖宗的节日，复活节是西方人纪念基督受难的日子，同为纪念，二者却如此不同，一个是对家族群体血脉的现实追溯，一个是对个体生存价值的理念追溯。
我忽然想起今年过年前，看着排长队买火车票的长龙，一位同事笑问我，中国人逢年过节往家里跑的风俗什么时候能改掉，我只笑答，如果这风俗都没了，那中国能不能存在就很难说了。两个人同时大笑。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悲剧化体验，沉积着国人多少年平静却又磅礴的情感！这些情感渗入我们脚下这块土地，在气清景明的春日，滋养着岭南的繁花，江南的柳色，中原的麦苗，塞北的瑞雪……
这是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不到五分钟，我本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就完全沉没在地地道道的东北腔里了。在这个没有方言的城市里，我原以为自己是多么快乐，直到每次上了回家的列车，我才感受到下意识里那难以言说的舒坦。
东北人自来熟，没多久大家就开始唠了起来，话题大多从清明开始……
二
车厢一个震动，我从梦中醒来，武昌车站到了，一看表，已经快午夜了。我从铺上下来，静静坐在窗前，外面有摆小摊的小贩和稀稀拉拉的旅客，站台的灯光在江南的凉气下显出它独特的颜色。我自言自语：已到长江流域了。
这段时间我对长江很有感情，因为这月我两次出差到武汉，一次去杭州，但只是短短几天，对这片土地还是不甚熟悉。我曾就着楚辞啃武汉精武路的鸭脖子，也曾附庸风雅到狮峰山顶品龙井茶，品来品去，感觉不是我想象的。荆楚的粗犷和江南的柔媚体会的不是很明显，相同的，我这个东北人反倒被他们给灌醉了——南方人能喝酒！
其实，一种生活呈现给陌生人的时候往往与它的本质背道而驰。本质是经过提炼的东西，那种概括，在现实中不是某一种实体能与完全印证的。就拿清明祭祖这个风俗来说，呈现为文字的是饱含深情的民族情感，而现实中，维系这种群体情感的直接原因往往叫我们忍俊不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侯宝林《请佛龛》那个相声段子了。
纪昀那本笔记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姓史的人，父亲死了，他打算用家里唯一的青布袍为父亲入殓。母亲劝他不必，这袍子换米还可以维持几个月的生活，但他最终还是把这东西给父亲陪葬了。后来某天他意外捡到一支银钏，失主用六千钱赎了钏子，六千钱正好是那青布袍子的价钱。作者最后议论：“幽明之感应，恒以一事示其机耳”。
正是这个幽冥感应，寄托着个体对于遥远的“保佑”的一份希望，也就云集成一个庞大群体对于稳定与幸福的精神祈祷。几天前，在灵隐寺烧香的时候，形形色色男女老少对着那华美的释迦牟尼像虔诚祈祷，虽然我不能明确得知那些人祈祷的是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祈望平安、发财者绝对占多数。然而这样的实际造就了佛像的金彩华服，也正是这质朴的心愿洪流延续着我华夏子孙千年血脉。
“正月灯，二月鹞，三月坟市看姣姣。”这是江南对于清明扫墓的民谣。对于传统文化丰沛的江南来说，女人在过去通常是回避祭祖活动的，唯有清明扫墓，她们可以走出庭院，素装踏青。“坟市看姣姣”，庄严的祭祀活动在民间最别致的目的是“看姣姣”——妇女的参与也正说明，清明的祭祀在国人心中的份量。
列车已经跨过长江，透过江南湿润的夜气，我分明已经看到旧年芦苇一样缟白的祭祀队伍，在鼓吹声中缓缓移动，她们在春江微寒的曙色中，在挂露垂霜的柳色里渐远渐去，温和的嘈杂声伴着滚滚江水和阵阵清风，飘荡在这清洁明净的乾坤里……
三
车过郑州，绵延的南方丘陵已经被我们抛在身后，等待我的是两块叫人激动的平原大地。
又是一个列车上振奋人心的清晨！再也熟悉不过的那份坦荡，那种开阔。几年前上学的时候常有这样的感觉，那时候我每年两次往返于东北和北京之间，惯见这样的开敞，直到工作后见惯了岭南的群山，才知道对北方坦荡的钟爱。
就是在这样开扬的土地上，孕育了晋文公和介子推的君臣情谊，正是这份情谊，造就了说不尽讲不完的清明。
春秋时，帮助晋文公重耳复国的大臣介子推功成身退，隐居绵山。为迫使他出山做官，晋文公于清明前夕焚山烧林，不料介子推宁愿抱树焚身，也不愿从命。文公伤心之至，决定把绵山封给他，称为“介山“，还规定每到介子推被烧那天，禁火3天，不吃烟火食。从此，清明前夕便有了“寒食节“，寒食活动一直延续到清明日。
介子推临死的时候留下血书一封：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做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这首诗就语言上看，不像是春秋时期的文字，我猜多半是明清作家小说故事时创作的，因此它更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它不但把清明由一种自然物理现象演伸到民俗活动，更延伸到一种政治希望。从天象的清洁明净到人生的清廉澄明，宇宙法则与世道伦理的奇妙对应不但是中国思想的理论根系，更是人们日常语言的现实表征。
去年清明节，陕西电视台联合央视、凤凰卫视以及台湾几家电视台向两岸三地及全球华人，直播清明祭祀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盛况。在我看来，这样的祭祀活动应该成为官方组织的庆典活动而被固定下来。因为它是一种仪式，一种唤起炎黄子孙潜在的黄河激情的宏大涛声。在这样的合唱声中，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触摸我们皮肤的黄色，倾听我们血液的红色，丈量我们毛发的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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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衔杯 @ 2005-07-05 13:06 评论(0) |
| 2004年3月22日 星期一(Mon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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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女鬼、男鬼1、男鬼2、声音
地点：郊外待拆的破酒吧
时间：黄昏到午夜
（大雨声。起追光，男鬼1上，有点歇斯底里的愤怒）
男鬼1：
滚开！你这傻B！我活着的时候，你给我收尸，我现在都死了，你他妈还要给我接生啊？
声音：
那栋老房子以前是一家酒吧。
男鬼1：
操，我他妈知道！那里是我自杀的舞台，发霉的墙上现在还写着我的诗句。（开始镇定一点）
声音：
哦，我倒老糊涂了，你的确曾在那里制造了一屋子垃圾。
男鬼1：
垃圾是被剥得精光的真理，使用价值只是人们给垃圾穿上的廉价时装。可笑的是追求真理的人们不懂得欣赏垃圾。
声音：
的确，你死以后，时装设计行业越来越繁荣昌盛，他们把该露的地方遮住，把该遮的地方露着，上星期我还看见一场包住脑袋，露着奶子的时装秀，这也算是个进步吧？
男鬼1：
（笑）我他妈不懂时装，我是个诗人……不，不是。我已经死了，我已经跟诗歌一刀两断了……
声音：
断不了，以前你是诗人，现在你是死诗人，嘿嘿。（狞笑）
男鬼1：
滚蛋（再次发作）！你这蠢货，我现在是一堆彻底的垃圾，跟活人和诗歌统统决裂的垃圾！你控制不了我的，我已经死了，哈哈哈哈——
声音：
那么你为什么要去那个酒吧呢？
男鬼1：
我避雨不行么？
声音：
知道你去避雨。
男鬼1：
你知道什么？为什么人们总要在最简单的事情里找出多余的原因呢？
声音：
（大笑）你现在只是一个孤魂野鬼，雨只能打湿人，却淋不到你，你那双干裂得流血的眼睛或许更迫切地希望沾上一两滴可以冒充眼泪的雨水，呵呵，可是这办不到。
男鬼1：
（恍惚地，自言自语）雨淋不到我，淋不到我……可是，下雨了，天黑了，我应该寒冷，应该恐惧，没错，我得避雨，我得避雨去……
（收光）
（雨声，做爱声。起片光，男鬼2和女鬼在酒吧破败的垃圾里纠缠。起追光，男鬼1上）
男鬼1：
我得避雨，……错了，错了，不是我得避雨，而是我应该避雨。（转身，一脚踹开酒吧门，所有的声音停止，男鬼2和女鬼怔住）
女鬼：
（对男鬼2）你猜他是人是鬼？
男鬼2：
这傻B破门而入。
女鬼：
做人的时候觉得门是多余的枷锁，做鬼了，枷锁也许就变成项链了。
男鬼2：
（对女鬼）现在也许只有性欲是人鬼骨子里共有的东西，你看他枯萎的眼睛反射着你奶子的青光，正在胀满血丝，估计该胀的都胀了，嘿嘿（挑衅的）
男鬼1：
（对女鬼）你是喝毒药死的，青黑的脸色说明你采取的是一项非常女性化的死法，缓慢而充满折磨的韧性。
女鬼：
我是个妓女。
男鬼1：
那么你一定是个罪犯。子弹从你胸膛穿过，那烤糊的焦肉到现在还散发着大排挡变质的熏猪耳气味。
男鬼2：
操，还他妈有点头脑。理智和分析是艺术的天敌，难怪你到死都写不出一首象样的诗。现在让老子教你一点激烈的。（说着，向男鬼1挥拳，二人扭打起来）
女鬼：
生命的灯油既然已经干枯，我就用灯芯残余的气味加入你们男人的狂欢吧。
（音乐起，摇滚风格，女鬼扭动腰肢跳了起来。侧幕扔出很多垃圾，灯光光怪陆离）
女鬼：
（独白）
我闯进那所倾斜的房间，嗓子宰杀了音乐
节奏在下面，上面是大腿
我的酒杯盛满了可耻的兄弟姐妹
我们相亲相爱，我们自相残杀
黑夜把我们流放给太阳，从那些错位的关节脱出，
脚下是天空，头顶是土壤
牛羊成群，轰隆隆滚过狭窄的屋檐
满身破碎的玻璃漂着沾满唇彩的牙齿
前进！前进！
我们在正午身披月亮的光芒
给音乐判刑，给色彩判刑，给诗歌判刑
……
（骨折声，音乐停）
男鬼1：
啊——（倒地，追光渐收）
男鬼2：
逃犯的手除了用来抱妓女，就是用来扭断诗人脖子的。（把女鬼抱过来）
女鬼：
逃犯的手开始是用来握刀子，后来是用来握铁丝网的。（轻蔑的）
男鬼2：
鬼婊子，你盯着他看什么？30分钟以后他就会在阎王爷那里重新注册完毕，看你还跟不跟他发骚。贱货！（恶狠狠纠住女鬼头发）
女鬼：
（用力甩开，抽烟）这个社会统统都是贱货!
我们当妓女的不但成为城市发展的一道风景，也为经济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可是连乞丐都会对我们嗤之以鼻；你们罪犯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可是却赢得别人的畏惧。这就好比说创造者被人嘲笑，破坏者被人敬仰，你说自称“社会”的这个蠢货团体不是更贱么？
男鬼2：
（狂笑）社会是什么？“蠢货团体”？哈哈哈哈，高明，说得好，看来妓女从肉体到灵魂都是真材实料！所以我们就要逃离，逃离这个蠢货团体!我一直以为所有罪犯都是天才，因为他们在用天才的智慧和手段去冲破“蠢货团体”的法规，这无异于一种艺术的创新，看来你们妓女也同样是天才。
女鬼：
不但是天才，而且比你们高明。因为你们在冲破法规，我们却在冲破道德。
道德最伟大的功能就是把那些最原始的，最真实的东西掩盖起来，然后号召人们去追求虚假的东西，因为道德给虚假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叫做：“伟大”。社会发展到今天，衣食住行都已经成了交易，性的交易却是道德最后的自留地，他绝对不会撒手。这就像衣服，即使你脱得再光，也得遮住代表男女区别的地方，然后把这叫做“文明”。
男鬼2：
所以，你说你们妓女是在冲破道德？
女鬼：
多半是逃离，或者说这种“冲破”带有“逃离”的性质。
男鬼2：
小骚货，你他妈还真有头脑，我看你比那个死鬼诗人更有“深度”（说着往她屁股上摸），你是不是一个人寂寞，来这里找你的罪犯哥哥？
妓女：
（推一把）少来，这大雨天，我在外面晃悠，又冷又怕，我只是来这老地方避雨。
男鬼2：
避雨？哈哈哈哈，你他娘的是个鬼，雨淋不到你，你已经死完了，你害怕个屁！
女鬼：
（眼泪夺眶而出）我……就是……想……有害怕的感觉……（歇斯底里）我就是来避雨的，不行吗？（快速起来，踢倒一张破椅子）就是在这里，看看，这就是这个诗人的诗（指着墙上）：
我的酒杯盛满了可耻的兄弟姐妹
我们相亲相爱，我们自相残杀
黑夜把我们流放给太阳，从那些错位的关节脱出，
脚下是天空，头顶是土壤……
这是，（哽咽）真实的，它叫我想到我并不是很怀念的做人的那二十几年的时光，和那个被我毒死的带我开始妓女生涯的伪君子（哭），说实话……这感觉挺好的（细微的）
男鬼1：
（爬起来）哦，我卑微的生命恰似无花的槁木，一生没有结果。我是个诗人，我在冲破，啊不，是在逃离，逃离心灵的追赶，我（苦笑）……逃出来了，你……还读它干什么？
（3人不说话，雨声增大，音乐起，爵士风格，男鬼1跟女鬼跳舞）
男鬼2：
（独白，慢慢走向前台，追光起）
避雨，没错，我是来这里避雨的。为什么我干燥得只有血液灌溉的躯体会不由自主地来到这里避雨呢？（张开双手，舒缓而低沉的）雨，请放肆地浇在这个男儿雄伟的胸膛上吧，浇在这个曾被子弹火热穿透过的胸膛上吧。（音效起：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喊声，碎玻璃声，男鬼2面部抽搐）
（音效、音乐息，雨声减弱，光渐弱，男鬼1跟女鬼继续跳舞，男鬼2静立）
声音：
听说再过十几年，有一个小行星将会撞向地球。又有一个逃离者犯规了，他毁灭后，我这里又会注册一个新会员。日子周而复始，众星都有各自的轨道，一会儿，因该有月亮，嗯，你们恐怕避不成雨的……天才们，这只是一个人世间卑微的资格，你们要他干什么？嘿嘿……
（雨声哗然，收光，落幕）
# posted by 衔杯 @ 2004-03-22 20:00 评论(1) |
| 2004年3月22日 星期一(Mon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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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采访一个客家文化学者，事后他邀我到西湖喝茶，土陶小盅澄出深棕的汤汁，味道就如对面老者的皱纹，洋溢着风尘积攒后的温暖和甘醇。竹帘外，一湖烟雨！
雨在这个沿海城市就象一个爱撒娇的孩子，动不动就折腾得你心烦意乱，而你对她往往怜爱有加。今夜，冬雨在西湖华灯中掩盖了这座千年老城随处可见的寒碜，花枝招展地象个新娘子，逗弄着老城沉沉夜色。
天气预报说这几天牡丹江有雪，想必这时我遥远的北方故乡—粗犷的东北大平原也正是铺天盖地，浑然一片。
想来觉得好笑，我跟老者说：“我的故乡是东北牡丹江，古代那里曾是人人谈之色变的流放荒原—宁古塔；现居惠州，曾经也是黄栌苦竹绕宅生的贬谪发配南蛮之地；看来我这辈子跟流放是脱不了干系了。”
二人大笑。他又玩笑道：“你还是一个新客家人！中国历史上北方汉人南迁岭南的浪潮，除了几次王朝大分裂时期，就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崛起的阶段，你是这最后阶段中的一员！看来你这辈子还要跟故土和他乡两种情怀纠缠一番！”
又是大笑。
其实老者不知道，这两个玩笑多么真实地触动了我心灵深处小心翼翼据守的脆弱，这层薄壳被捅破，那些封存的感慨顿时如酒精一样疯长起来。
茶散后已是午夜，灯全熄了。雨，一直下！
黑黢黢一团冰凉水烟扯天扯地，把惠州城裹得严严实实，不知哪里散开的微光刻画着柳条湿淋淋的影子，以及影子背后连绵的群山。黑压压起伏成一大片，穿着莽莽苍苍的云袍，轰隆隆倾泻开去……
西湖！这个秀丽的同意语，此时咣的一声，以最陌生的气势象我砸来！
南宋诗人杨万里诗：“天下西湖三十六，钱塘颖水与罗浮”，他把惠州西湖跟杭州西湖相提并论（诗中“罗浮”为罗浮山简称，指代惠州），且不说有多少夸张在里面，单只这一比，就足以说明惠州小城的特色—秀雅。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人对这种风格提出质疑，但这个晚上，我惊呆了。整个老城墨泼的一样，而且水墨还在扩散！一个念头豁然袭来：山水之本质岂非正是这退去繁华的一片苍莽？
但我马上否定了自己。所谓山依人，水从诗。山水注入人文精神，其本质的变异自然无可厚非！不说别的，单只我脚下行走的这条长堤就足以演绎这个论断，它叫“苏堤”。
公元1094年十月，五十九岁的苏东坡带着小儿苏过和侍妾王朝云来到了惠州，开始了他第二次贬谪生涯。我想，他到达惠州的那个晚上，定然有这样一场凄风冷雨！对于一个将带来无数文化遗产的一代大儒的登临，这小城在当时是消受不起的，虽然她此前也曾有过谢灵运和李商隐的惊鸿一瞥。
对于苏东坡，惠州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和王朝云的爱情，而不是仕途上的风云起伏和异乡人的客居情愫。
王朝云来惠一年多就染病去世，东坡把她葬在西湖畔孤山之麓。由于思念，一天夜里二人相会在东坡梦中，感慨万千。东坡发现朝云浑身湿淋淋的，问原因才知道朝云念夫心切，来不及雇船，于西湖中涉水而来。东坡感动，第二天就组织在西湖东西两岸修筑一道堤坝，这就是苏堤。
民间传说往往更能激发人们对历史的感怀，因为它将严肃实用的意义转变成大众化的审美意味。这里不提苏堤当时的交通和农业作用，我只是冒昧猜想，东坡先生筑堤之举是否源自国人心中固有的对于乡情的原初感怀呢？
所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总是试图排遣这种动荡之情，去寻找一份稳定的归宿感。而归宿感的产生必定源自给予和创造，绝不会是依附和索取。东坡故乡是四川眉山，入仕后在京城汴梁有其政绩，他生活在京城就不会汗颜；到了惠州，他自然仍要“给予”，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取得“反认他乡是故乡”的自我认同。于是东坡在《忆松风亭》一文中写到：“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与其说这是先生排解贬谪苦闷的无奈自嘲，莫若说是诗人对归宿感的自我认同之趋向。
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算来还是一“歇”而已。而对于发配到东北苦寒之地的人们，这种稀有的豁达就更罕见了。
几年前看过一部历史小说，讲述的是康熙年间，名士顾贞观营救发配黑龙江的老友吴兆骞的故事。顾为了营救吴，特意请求当朝太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予以帮忙，并以自己所作两篇《金缕曲》示之，纳兰深受感动，用了几年时间奔波营救，终于使吴兆骞万里冰霜匹马还。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金缕曲》作为文人友谊的见证，至今被人们感怀着。而我今夜雨中遥望北方，幻想那片茫茫雪夜，在这岁末时节，心中早已雨雪交加。吴氏之离开与其说是抵御不了环境之恶劣，不如说是排遣不掉灵魂漂泊之苦，毕竟，心，是文人最终的归宿。
高二那年，我曾随同学去过一次宁安县城（宁古塔今称，估计现在已经建市）他们家就是建国初期开发北大荒的建设兵团一员。那次我第一次看到了场面恢弘的机械化收割场面。如果站在远处，不留意人们的衣着，那情景跟电影《今夜有暴风雪》的收割场面相差无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同学的父母，他们的豪爽充溢眉间，已经丝毫看不到上海人的江南秀气。我问他们是否希望回上海，他们说：怎么不想呢？但回去谈何容易！且不说诸多限制，就是回去了又如何再去适应那里的生活？他们已经成了的道的北方人。只指望着几个孩子上大学后能够回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乡已经变成故乡。若问两位老人的情感归宿在哪里，回答必是东北，偶尔浮现的江南秀色就象浮云一抹，风过即散。于是我不禁又问：我的同学如果回到上海，他的情感归宿又需要多少日月来消磨呢？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历史罕见的官方有计划组织的人口流动开始了。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等地的数十个建设兵团如一面面火红的战旗，在广袤的田野上熊熊燃烧！我并非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年代。但宁安之行壮丽的收割场景叫我有种辛酸的激动，如果历史能够压缩，那定然是人类亘古未有的用青春和激情演绎的空前绝后的壮丽画卷。于是，“知青”这个奇特的称谓出现了，继之而来的“知青文学”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这个群体在“青春无悔”中走过“蹉跎岁月”，他们历史反思内里的普遍情感是否又归结为对于灵魂归宿和自我认同的追寻呢？
我在苏堤上驻足良久，已是第二天黎明了。没有一丝风，阴沉沉的雨雾反而把天压得更低了。我又回到今天采访的话题：客家人。思绪如电光火影，刹那上溯二千年，汉末中原人第一次南迁入粤的情形如电影《出埃及记》一般再次壮烈呈现！
“客家”这个概念的产生必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地理上必有广阔的国土面积，这样才谈得上迁移；其二，文化上必有一种安土重迁的农耕文化作为心理前提，并由此构成故土难离的普遍情愫，这样才谈得上主、客之分。传统认为中原人第一次南迁始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肇起时代，而近日，惠州市博罗的考古发现，又将南迁历史推上六百年（西汉末年）。此说虽尚未定论，但西汉也好、晋末也好，中原汉民在战火中牵起牛羊跋山涉水来到岭南，那烽火动荡的日日夜夜不正暗合了今夜浓重的冷雨么？到底是谁把他们称为“客家人”？南方原住民还是他们自己？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客家子孙也许忘记了他们祖先的模样，但他们都自然而然称自己客家人—客居他乡的游子；然而岭南几乎有近一半的文化由他们创造，他们又以绝对主人的姿态注视着我们这些后来的北方人，这又是怎样一份感慨！
细细想来，是不是可以说，国人心灵低层一直有两种情感交错斗争—故土情结和他乡情结？流放也好，流浪也好，转战也好，迁移也罢，国人所有对于人生的困惑和感悟都显性或隐性由这个矛盾生发？其生发之动力是不是可以说是农耕文化铭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对于归宿感和稳定感的追寻和自我认同呢？
一九九九年八月，从没跨过长江的我一口气从东北来到南海之滨，这个跨越是够彻底的了。我下车的地点就在西湖畔，晚上九点，灯光璀璨，西湖就象一枚翡翠在我面前闪闪发光，湖上一层烟雨！欣幸和茫然一起袭来，但是这感觉延续不长，就被热情的同事赠与的大醉掩盖了。
几年来这种难以言说的情感总时不时困扰着我，直到那夜回来后，一位大学同学打来电话，我才开始慢慢整理它。她在西安跟我说：“人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生养你的故乡，一个就是心灵的故乡，找不到心灵的故乡，你这一辈子都会愧对老天造你一场呀！”
一夜没睡。我一遍又一遍问自己：我心灵的故乡在哪里？我的归宿在哪里？我每天来去匆匆，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不知道……
披上衣服走到窗前，对面就是灰茫茫的西湖。雨，一直下
# posted by 衔杯 @ 2004-03-22 19:27 评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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